1.章太炎(1869—1936),本名学诚,字梅树,后改名姜,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史学家、国学家、清末民初国学大师。
章太炎早年在日本时,东京警视厅让他填写一份户籍调查表。章太炎填写了以下几项:“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寿数。”由于许多人都称他为“圣人”,而他的私生子又以日本人居多,面对章太炎调侃的回答,日本警方也哭笑不得。
章太炎在日本时,一度生活无钱,便给王允宗写了一张纸条:“我现在没有一文钱,请您借我两块银子,买烟用。”与他同室的蒋惟桥说:“你既然已经借了人钱,何不再借给我几块银子呢?”章太炎回答说:“我只有两块银子,以答谢你的情谊。”
有个姓王的暴发户,想有文化,也请章太炎给他题字。章太炎不屑一顾,不理他。但王并不灰心,叫人出高价为他说情。章很恼火,就写了一副对联:“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王收到对联后很高兴,命人把它挂在堂屋里,见人就说:“这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给我写的字!” 一天,有明眼人笑着对王氏说:“写得不错,可惜上联不知恩情,下联不知羞耻,似有几分玩笑之意,大意是‘龟孙子,不要脸’!”王氏这才明白张氏这副对联的意思,又气又羞。
顾颉刚从欧洲回来,看望章太炎。他讲西方的科学实验,强调凡事都要亲眼看见,才算真实可靠。章太炎问:“你有曾祖父吗?”顾颉刚茫然:“我怎么会没有曾祖父呢?”章太炎说:“你真的有曾祖父吗?你亲眼见过你的曾祖父吗?”顾颉刚一时无言以对。
章太炎经常批评孙中山,但他骂孙中山的时候,别人只听不答,更不赞同。如果有人赞同,说骂得对,他马上就打他耳光,说:“你是谁?总理(孙中山)是中国第一流的伟人,除了我,还有谁敢骂他?”
清华大学创办国立书院时,曾邀请胡适出任院长,但胡适婉言谢绝,并建议清华大学聘请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为国立书院教授。在胡适的推动下,王国维、梁启超相继应聘。但与梁启超一向不和的章太炎,不愿与王国维、梁启超共事,看到清华大学的聘书后,将聘书摔在地上,用脚踩踏,以示拒绝。
1913年12月,刚刚成婚的章太炎北上与袁世凯算账,为的是“给中国留一线光明”,“挽救这场危机”。关于章此行,鲁迅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用一块大勋章做成扇子挂件,在总统府大闹一番。据1914年1月14日《申报》记载,章太炎手握圆扇,下系勋章,脚踩破官靴,大喊要见总统。被官员(传令官)阻拦时,他“口出狂言,大闹一番”。据官方记载,章太炎不仅大骂袁世凯,还砸碎家具等物。袁世凯以章疯癫为由将章太炎软禁。 据说袁世凯曾经想杀章太炎,但又怕民众不满,便自嘲道:“章太炎是个疯子,我何必与他为难?”此后,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直至去世。
被袁世凯软禁期间,章太炎开始绝食,众人无奈。众弟子都去劝说,朱希祖对章太炎说:“袁若要杀你,只要吩咐爪牙就可以了,他之所以不敢轻举妄动,是怕你名声扫地,饿死你,便是他所愿。”章太炎觉得他的话有道理,但还是不吃饭。弟子吴承时来看望他,问他:“先生,你和祢衡比起来如何?”章太炎回答:“祢衡怎么能比得上我呢?”吴承时又说:“刘表想杀祢衡,又不愿被人称为杀手,所以叫黄祖来杀。现在袁世凯比刘表聪明,他没必要费心去麻烦黄祖,让你自己去杀吧!”章太炎听后大吃一惊,立刻停止了绝食。
当时有传言说袁世凯要当皇帝。章太炎对袁世凯说:“一个不能安定国内、抵御外侮的人,贸然称帝,只会灭亡他的宗族。这是历史记载的。法国的拿破仑是历史上最强大、最战功最辉煌的人物,他战胜过强大的敌人,所以中国人民乐于拥护他。现在中国弱小,东北又被俄国和日本占领,如果你能打败他们中的一个,那么天子就归你了,人民怎么会反对呢?我只担心你当不了皇帝。”
章太炎曾说:“大师的弟子只能出二流大师;二流大师的弟子却能出大师。这是因为大师的弟子往往严格遵照老师的吩咐,不敢独立思考,所以不能取得大成就。比如顾炎武最好的弟子也不过和潘垒一样好;而二流大师的弟子则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进步,常常超越老师。比如江永的弟子就有戴震这样的天才学生。”后人认为,这句话也适用于章太炎开辟新纪元的号召。
说起章太炎的学生,名单上有:鲁迅、徐寿尚、周作人、钱玄同、沈鉴石、马友渔、朱希祖、吴承时、黄侃、王栋、曹聚人、刘文天……其中,最出色的弟子当属黄侃了。即使在音韵学方面,黄侃也比他的老师章太炎要好,这也是一个例证。
章太炎讲学非常隆重,他名扬天下,来听他讲课的人很多,所以主办方干脆安排了大班,以满足听课人的需要。章太炎每次来上课,都带着五六个弟子,其中有马友渔、钱玄同等,都是名家辈出,名声显赫。章太炎的中文不好,就由刘半农担任翻译,钱玄同在黑板上写字,马友渔倒茶,盛况空前。章太炎讲课时说:“你们来听我的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
章太炎逝世后,《晨报》报道称“全国上下震惊哀悼”,国民政府拨出3000元作为章太炎的丧葬费,其亲友纷纷前来吊唁。在张继、居正、冯玉祥等人的努力下,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为章太炎举行国葬。
章太炎的墓地被选在抗清民族英雄张苍水墓旁,这是章太炎生前的选择。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时,选择葬在刘伯温墓旁。但在1936年国家大难之际,章太炎死后却选择葬在张苍水墓旁。章太炎生前曾为《张苍水集》写跋,对张苍水大加赞扬,并曾感叹“吾不识牧羊之福”。
但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国葬不得不暂停,张氏家人在南逃前,将其暂时安葬于苏州张家的后花园。
1937年11月,苏州沦陷。日军闯入张家后花园,看到章太炎墓,没有墓碑,以为墓中埋有宝物,要挖出来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张家留下来守门的老亲人劝阻,却被打了一顿。一名日本军官得知这是章太炎墓后,拦住了日军。几天后,军官前来祭拜,并在墓旁立起一根木柱,上面写着“章太炎之墓”三个字。从此,再也没有日军来骚扰。
1955年4月3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为章太炎举行了安葬仪式。根据章太炎的遗愿,他的灵柩被移至杭州西湖畔,南屏山下,荔枝峰脚下,张苍水墓旁。墓碑上“章太炎之墓”三个字,是章太炎亲手书写的。
文革期间,章太炎墓也未能幸免。“造反派”挖开章太炎墓,取出棺材,撬开棺盖,拖出章太炎遗体(尚完好),弃于地上。不久,遗体开始腐烂。后来,章太炎遗体被一位好心的园丁草草地埋葬在山脚下。1976年后,中共中央为章太炎平反,认为章太炎是中国现代史上杰出的爱国人士。之后,为章太炎重建了墓地。在墓地竣工前三天,新发现的章太炎遗体被装入骨灰盒,密封后安葬在新的墓地遗址上。
2.王国维(1877—1927),字伯宇,号静安,号贯堂、永贯,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学者。我国近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等方面均有突出成就的学术巨匠、国学大师。
1922年,王国维经盛允推荐,到清宫中任教溥仪,他视此为一生最大的荣誉。1923年,王国维被召到清朝皇帝溥仪的“南书房”。此时的溥仪已退位,但他在紫禁城中仍保持着皇家制度,称他为“陛下”、“昭驰”,保持着一统天下的态度。追随他的臣子仍称他为“陛下”、“皇帝”,忠心耿耿不改。王国维入清廷南书房,是受宠若惊,从进士升为“御师”,他乐此不疲,深感溥仪给了他机会。后来,溥仪赏赐他“紫禁城骑马”,他视之为莫大的恩惠,心里一直想着如何报答这份恩情。 1924年冯玉祥的军队进驻北京,将溥仪赶出宫时,王国维也随行,并在他身边住了一段时间。
1924年,冯玉祥率军“逼宫”,溥仪先是躲进日本使馆,后又迁往天津张园,在那里过着一段平静的生活。此时的王国维已是被溥仪册封的大臣,对于革命军撕毁民国优待皇室的条件,他十分愤怒,视之为奇耻大辱,于是便让罗振玉、柯燎原等人一起将神武门御河沉没。后来,他的家人极力阻拦,严密看守,但未能成功。192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表《关于保存大宫山古迹的宣言》,批评清皇室破坏大宫山古迹。王国维知道后,立即奔赴前线,为清皇室辩护,他苦恼已久,不能自拔。 甚至当听说有人在紫禁城坤宁宫中捡到了上古神器时,他都有些不忍心去看。
1927年,王国维51岁。清华大学里,只有两个人,用最独特的方式坚守着自己最初的信念,他们留着辫子,毫无顾忌地走在公众面前。因为学生们敬佩他们的品格,所以没有人强迫他们剪掉脑后那根有特定含义的辫子。其中一个是梁启超,另一个就是王国维。在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的回忆中,父亲“每天早晨洗漱完毕,母亲就为他梳头。有一次,母亲忙了或者有事烦恼的时候,就嘟囔着问他:别人都剪辫子,你留着干什么?他的回答是,既然你留着,干嘛剪呢?”
1924年,清华学校要“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所。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请胡适出任正在筹建的清华研究所所长。胡适谢绝了,推荐了王国维。他还向曹校长建议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并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四位导师。后因章太炎拒绝(章太炎与王国维、梁启超思想不同),才由吴宓推荐的陈寅恪出任。
王国维总是一脸严肃、冷峻。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对他颇为忌惮。杨步伟为人直爽,说话声音洪亮,但见到王国维时,总是沉默不语。王国维五十岁生日时,清华大学同事设三桌宴席为他祝寿。赵夫人却不肯与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要与王先生同桌。”果然,王国维一桌沉默不语,而赵夫人一桌则笑声不断。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最被普通读者熟知的作品。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说,词最重要的是境界,有了境界,自然就会成为高格调、名句连篇。五代北宋词之所以独特,也正是因为如此。“红杏枝头春意盎然”,一个“满”字就把境界带出来了。“云破月出,花戏影”,一个“戏”字就把境界带出来了。
词中最为人熟知的是这样一段话: 古今中外有成就、有学问的人,必定要经历三个阶段:“昨夜西风凋绿树,我独上高楼,望天涯路。”这是第一阶段。“永不后悔衣裳渐宽,为她心累。”这是第二阶段。“千里寻她于众里,蓦然回首,忽见她,在灯火阑珊处。”这是第三阶段。
其实,论王国维的学术贡献,《人间诗话》根本排不上号,王国维真正的成就,是在甲骨文、金文方面的研究,以及在音韵学、古文物方面的造诣,这些方面的成就至今无人能及。
3: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者和语言学家。
陈寅恪被誉为大师中的大师,教授中的教授,几乎所有与他同时代的人,无论是文人还是学者,都对这位大师十分敬重。
1933年,陈寅恪的弟子陈哲三到日本,在一次吃饭时,遇到了日本史学界著名学者白鸟久慈。初次见面,白鸟对他十分傲慢无礼,得知他是陈寅恪的弟子后,便十分恭敬,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原来,白鸟研究中亚问题时遇到了困难,便写信向一位奥地利学者求助。复信说要请柏林大学教授帮忙,柏林方面的复信则说要请陈寅恪教授帮忙。当时,钱道孙来日本过春假,就住在隔壁房间,他说可以代他向陈教授求助。钱道孙春假还没结束,陈教授的复信就到了,问题迎刃而解。他说,没有陈教授的帮助,自己可能到死都搞不清楚。
苏联学者在蒙古发现了三块突厥文碑文,但他们既看不懂,更不懂其中的意思。后来,陈寅恪用突厥文碑文翻译、解释,各国学者一致赞叹。许多著名学者,如德国的查尔万、伯希和等,都难以解读唐德宗与吐番的“唐藏盟约碑”,但正是陈寅恪翻译准确,让国际学者满意。
《蒙古族源流》为明万历年间内蒙古萨囊车臣所著,书中包含许多神话传说,与元代蒙古文、汉文史书有别,常使人混淆。20世纪30年代初,陈寅恪曾发表四篇论文,探究该书原貌,使人们解开了原本疑惑,对后来的蒙古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赴英国治疗眼疾,并应邀到牛津大学讲学,讲授东方学和汉学。欧洲各大大学的学者云集牛津,亲自聆听他的讲座,但除了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少数人能听懂外,大多数人都听不懂。由于陈寅恪在演讲中广泛引用各类文献,又用了10余种中亚古语言,一般学者自然听不懂。
金岳霖回忆陈寅恪:有一天我到他那儿去,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他一些资料的事。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书,翻到某一页,这一页下面有一个注记,注记里列出了你需要的所有资料。你把它记下来,顺着线索去找剩下的资料。” 寅恪先生的记忆力,实在是难得。
中印战争后,中国共产党曾秘密筹划以麦克马洪线为依据谈判边界问题,但当时无人知晓。毛泽东思虑一夜,想到了陈寅恪。当时陈寅恪已被推翻,早已双目失明,但他凭借记忆力,把一本书的某一页上的每一段、每一句话都数了一遍,从而给政府提供了宝贵的史料,确保了我国在谈判中占据主动,确保了我国在那次谈判中没有丢失领土。
西南联大之后,清华国学院四大名师中只剩下陈寅恪一人,因此被刘文天誉为“国之精粹”。刘文天对陈寅恪十分敬重,不敢失礼,公开承认自己的学识还不及陈的十分之一,并多次对学生说,自己不是十分钦佩陈的人品和学识,而是“敬佩他十二万遍”。
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有一天,日军飞机袭击,警报拉响,联大教授、学生四散躲避。刘文天跑到一半时,突然想起自己“十二万分”敬佩的陈寅恪体弱多病,视力也不好,便带着几个学生回来扶陈寅恪逃出城去。他强忍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喊道:“保全国情!保全国情!”他叫学生先扶陈寅恪走。这时,他看见平时很鄙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群中。他不顾自己呼吸沉重,回头斥责他:“你跑干什么?我刘氏是为庄子跑的,我死了,就没人说庄子了!你为谁跑?”
据说刘文天还估算了一下身边教授的工资,陈寅恪四百块钱,他四十,朱自清四块钱,沈从文最低,连四毛钱都不到。
西南联大时期,傅斯年来到昆明,住在陈寅恪楼下。当时,日机正猛烈轰炸昆明,傅斯年为了躲避轰炸,命人在楼前挖了一个大土坑,用木板盖上,作为防空洞。住在三楼的陈寅恪特意为此写了一副带有讽刺意味的对联:“趁势而为,安息吧”。每当警报一响,大家便纷纷赶往防空洞,希望尽快“安息”。此时体弱的陈寅恪不仅失去了右眼,左眼也患了疾病,视物模糊,行动极为不便。陈寅恪有早睡、午睡的习惯,傅斯年生怕陈寅恪听不到警报,也怕他视力不好,有危险。 每当警报一响,大家就冲下楼去,傅斯年却逆流而上,摇晃着肥胖的身子,不顾自己极为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地冲上楼。到了三楼,他小心翼翼地把陈寅恪扶下来,送进防空洞。素有“大炮”之称、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傅斯年,对陈寅恪十分尊敬和关心,这件事成了昆明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冯友兰在哈佛读书时就很仰慕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时任联大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已是清华大学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顶尖人物。但每次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友兰总是恭敬地跟在陈先生后面走出教务长休息室,边走边听陈先生讲话,直到走到教室门口,深深鞠躬,然后离开。
陈寅恪在清华任教时,不仅清华的朱自清、吴宓、刘文典等教授和各院系的学生经常来听他的讲座,而且远在城里的北大学生和青年教师也三五成群地走出古城,穿过西直门,跑到城西北几十里的清华园去“偷听”陈寅恪的讲座。据听过陈寅恪讲座的学生回忆,从北平城里走到清华园,就像是一次短途旅行,要经过相当多的曲折。数十里路途上都是一片连绵的农田,到了秋天,青帐搭起的时候,还有土匪堵路抢劫,甚至冒险杀人抢货。 前去听课的师生曾数次遭遇过强盗堵路抢劫钱财,幸亏每次人数众多,且每个人手上都带着木棍、铁器等防身工具,对方不敢轻举妄动。即便如此,北大学者们还是愿意冒险出城,亲自聆听陈寅恪的讲座,聆听那如天籁般最后的梵歌。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原计划赴英国治疗眼疾、讲学的陈寅恪仍滞留香港,情况危急,生死未卜。重庆政府派出的最后一架飞机于12月18日抵达香港机场,解救被困在香港的政府要员和学术界名人。然而,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和次女孔令君率领数十名保镖,不让其他人登机,却把自家仆人、洋狗、马桶、香料、床板等都运上飞机!陈济棠、何香凝、许崇智、茅盾、郭沫若、陈寅恪等人被拦截,未能登机。当时的人得知此事,舆论一片哗然。傅斯年“勃然大怒,呼吁杀死‘飞狗总统’孔祥熙,以谢天下”。 幸运的是,经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营救,“死里逃生”的陈寅恪一家终于安全到达桂林,躲过了一劫。
郑天庭说:“陈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他的讲座常有学者教授前来听课。陈教授元、白诗,第一课就是《长恨歌》,先讲杨玉环是否以贞洁入宫。当时,著名戏剧导演何孟复在成都,他早就听说过陈寅恪的大名,想去听他的讲座。当听说第一课讲贞洁问题时,他觉得没意思,就放弃了听课的念头。其实,他不知道陈寅恪提起了唐代的婚礼制度,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文革期间,中山大学历史系一批学生听了陈寅恪讲授的袁白诗史实考证课后,纷纷撰文攻击陈寅恪,其中一篇文章还提到了对《琵琶女》年代的考证。 文章说:“陈独秀本人从来不研究马列主义,也不相信马列主义思想,而是用资产阶级尊古轻今的态度,对封建阶级的史书、古籍进行一些枯燥的研究。他对一些琐碎的事情和旧社会的达官贵人、公主、妓女特别感兴趣,如杨贵妃是胖是瘦,体重多少,进宫前是不是处女等等。他还专门研究杨贵妃和安禄山有没有关系,皇帝穿的龙袍上绣的是不是五爪龙,大臣的蟒袍上绣的是不是四爪龙等等。”他还讲了一些俗套话,做了一些枯燥的研究,如在讲《莺莺传》时,莺莺“改淡妆短眉为浓妆细眉”;他讲到白居易的《琵琶行》时,其实是研究了船头手拿琵琶的商贾女子,她的祖籍、族谱,何时、几岁入妓院,在长安是什么身份,何时退居二线,何时嫁给做什么生意的商人,是二房还是三房,是妻还是妾,等等。”
陈寅恪年轻时曾留学欧洲,当时留欧留学生很多,有傅斯年、罗家伦、金岳霖、宗白华等。一天晚上,陈寅恪走进柏林一家华侨开的餐馆,意外遇见了周恩来、曹顾秉等人。两人寒暄之后,同桌吃饭,因政治观点不同,互相争论起来。周恩来口才颇佳,曹等人也争不过他。一怒之下,放下面包挥拳,打了陈寅恪几拳。周恩来觉得自己不是陈寅恪的对手,便带着陈寅恪逃走,情急之下误入了老板娘的房间。幸亏老板娘此时正在外面为客人准备饭菜,才没有闹出更大的事来。周、陈二人慌忙关上门,用肩膀紧紧地顶住。 无论他们是如何大喊大叫和殴打的,他们都会感到无聊和撤退。
Zhao 和Yang Buwei和他的妻子去了德国,Yu Dawei和Chen Yinke邀请他们去看德国歌剧,但是当他们送往剧院后,他们想离开时,陈的是他们只有几个兄弟就可以买到了。
在德国,陈的族和一群朋友经常聚在一起,每个人都同意吃自己的食物,因为他们当时是贫穷的学生。后来,他与Zhao 和他的妻子一起住在 Park。
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在当时开始了“营救学者”运动。艾旺(Aiwan)与大陆相比,他派遣了一架特殊的飞机,尚恩(Chen)拒绝了,陈安()也拒绝了。 UE UE国宝,让他落入中国共产党的手中。
1953年,中国科学院的校长郭·莫鲁奥(Guo Moruo)向陈·辛克(Chen Yinke)发送了一封信,要求他在1953年12月1日对科学院的回答中的第二次征服,并提出了一名校长。研究政治。“第二个是:“宣布毛泽东(Mao )或刘(Liu )作为盾牌,以送给盾牌。恩大学。
继续进行上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