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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平发现辽代契丹贵族高等级墓葬群

发布时间:2024-09-18 09 浏览: 32

法库叶茂台辽墓_法库叶茂台辽墓群_法库辽国大墓

张家窑林场长白山墓葬群位于沈阳市康平县。2017年4月至11月,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墓葬群进行考古发掘,共发掘出土9座墓葬400余件遗物,其中包括完整的宋辽瓷器和精美的辽金银器、玉器、玛瑙等珍贵文物。4号墓出土的纯金面具和两个精美的梅瓶,证明墓主人身份尊贵。

契丹贵族墓葬的等级相当高

沈阳市康平县张家窑林场位于科尔沁沙地南缘,西与阜新市彰武县接壤,北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左后旗接壤。宋辽时期,康平、法库、阜新三地均为辽国后裔萧氏封地。

康平张家窑林场分布着多处辽代遗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琼棒子山、六条童、长白山等地发掘了5座辽代契丹贵族墓葬,可以判定该区域是由多座墓葬、多处遗址组成的大型辽代契丹聚落遗址群,文化内涵十分丰富。2017年,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重点发掘了长白山墓葬群。

林东是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窑林场辽墓项目负责人。他介绍说,考古人员在林场西部长白山墓葬群Ⅱ区已发掘4座墓葬。石室墓规模较小,墓主人应为契丹贵族阶层或普通富裕家庭,早期曾遭盗掘,仅出土梳齿纹灰陶罐、铁器等少量随葬品。另外,Ⅱ区3号墓仅发现墓坑,墓道用石块填筑,未建墓室,很可能是在埋葬过程中发生了某种意外。

相比较而言,长白山一号墓葬群的发掘成果更为丰硕。专家认定,长白山一号墓葬群为一个规模较大、级别较高的契丹贵族墓葬群,共发掘6座墓葬。其中,一号墓于2015年底至2016年初发掘,出土银器、瓷器、铁器、丝绸等随葬品。从墓主人头戴银丝网、面部佩戴鎏金银面具等特征分析,初步推断为契丹高级贵族。

2017年发掘的5座墓葬中,2号、3号、4号墓为大型高档砖砌多室墓,均由阶梯式墓道、墓门、甬道、主室和左右耳室组成;5号、6号墓为石砌单室墓,早在金元时期就被盗,仅出土少量铁器。

林东介绍,一区6座墓葬均为单人葬,没有发现夫妇葬,这在辽代契丹墓葬中比较少见;从一区墓葬的排列方式来看,辈分较长的墓主都被埋葬在山坡上较高、较中心的位置。

据了解,契丹族历来崇尚东方,墓门多朝向东南,一区6座辽墓亦是如此。关于墓葬年代,专家们初步推断,一区1号墓、3号墓的年代约为10世纪中晚期,2号墓的年代约为11世纪初,4号墓的年代约为11世纪中期。

考古人员发现一区一号墓和四号墓墓主佩戴的面具上有胡须,可以判断为男性;五号墓出土了数枚铁箭头,墓主应为男性;二号墓和三号墓出土了大量金银首饰、镜子等女性物品,其他随葬品的组合也与男性墓葬不同,考古人员判断墓主为女性。

此外,考古人员发现男性墓葬主要集中在墓地西侧,女性墓葬则位于东侧。林东判断,一区6座墓葬极有可能来自同一家族,这需要对一区1、2、3、4号墓出土遗骸进行DNA鉴定,以进一步了解墓主人之间的亲属关系,并考察契丹族是否有“夫妻分葬”的习俗,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目前,该考古成果已入选“2017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初步候选项目。

2号墓

历史记录

“南院之王”

考古人员还在长白山一区墓葬群东南偏东400米处发现一处大型辽代房址。该房址总面积220平方米,由三间套房和两间单间组成,房内设有炕、灶等,地面保存有泥灰陶片、辽代白瓷片等遗物。

林东介绍,初步推测该遗址与长白山墓葬有着一定的联系,可能是当时守墓人生活、工作的场所。从出土文物来看,该遗址在晋初就已废除,这可能意味着因朝代更替,守墓活动终止。

长白山墓葬发掘中的一个遗憾是,至今尚未发现墓志铭,因此无法准确认定墓主人身份。

记者了解到,在沈阳,大型契丹贵族墓葬保存完好却没有墓志铭的情况并不鲜见。如法库野茅台7号墓,出土了豪华的陪葬品和珍贵的文物,却没有发现墓志铭。“长白山一区3号、4号墓的墓主应该是契丹族的高级贵族,完全有资格留下墓志铭,但为什么没有墓志铭呢?或许墓主觉得自己的功绩不够显赫等。”林东说。

由于墓葬位于辽代萧氏家族的地盘,因此墓主人基本可以确定是萧氏家族的人。这座墓地以西10公里处,是彰武县四合城。专家考证,四合城即是辽代随州的遗址。《辽史地理志》记载:“肃州,原名高州,南王府五帐在此放牧。”这句话说的就是随州城的沿革。“五帐”有两种解释,一是南院王辖下的一个部落的名称,二是南院王管理的五个部落。“由于长白山区三座大型砖室墓的形制、规模、陪葬器具、随葬品等都符合王者的尊贵身份,因此墓主人可能就是随州人,与南院王家族有亲属关系。”林动说道。

省考古学家冯永乾告诉记者,辽朝设立南官、北官二元官制,“以部族制治理契丹,以汉族制对待汉人”。“北官治理宫廷、部落、诸侯国,南官则治理汉人的州县、赋税、军务,循其风俗施政”。其中,南朝王管理汉人,职位很高,但也只是荣誉职务。

提起《南院王》,大家都会想到《天龙八部》,男主角萧峰就是南院王。

《萧氏墓》

据省考古学家冯永乾介绍,辽代萧氏家族墓葬分布在我省朝阳、阜新、康平、法库等地,在内蒙古、河北等地也有发现。

2001年,阜新关山发掘了9座小何家族大型砖室墓,出土的文物和壁画堪称研究辽代历史的百科全书。

萧何是耶律阿保机时期宰相萧阿古支的后代,其家族是辽朝的一个“皇后职业家族”,先后有六人成为辽朝皇后,还有五位公主,是辽朝中后期势力最强、影响最大的家族,直接影响了辽朝政权。

法库叶茂台辽墓群_法库辽国大墓_法库叶茂台辽墓

法库叶茂台辽墓是辽天祚帝时期北宫相萧仪及其家人的墓葬。1105年春,天祚帝耶律延禧任命萧仪为“北宫相”,掌握辽国军政大权。萧仪在任“北宫相”三个月时,促成辽国与西夏联姻。在萧仪的提议下,天祚帝之女耶律延禧“南贤”被封为“成安公主”,嫁给西夏国王李乾顺为妃。次年,西夏派李造福等前往辽国表达谢意,同时辽国与西夏达成永远“秦晋友好”之约。

辽朝时期,皇室耶律氏与皇室萧氏通婚,因此萧氏墓中也有耶律氏的遗骨。(图片来源:沈阳文物考古研究所)

3号墓

女主人佩戴金银首饰,极其奢华。

考古界历来用“十墓九空”来形容辽墓盗掘的严重状况。辽墓盗掘始于金代,一是辽代有厚葬习俗,墓中珍宝众多,二是契丹人压迫女真人,金朝灭辽后,金人的报复心理也表现在对辽墓的破坏上。另外,由于金朝与辽朝距离较近,金人往往能够准确找到辽墓的位置。

考古发现表明,长白山墓葬群一区2号墓在早期和近代曾遭多次盗掘,保存的随葬品相对较少。

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在墓葬外发现陶器和石杵。“这种情况在以往辽墓发掘中也出现过,比如在阜新关上辽墓发掘辽代宰相萧何之墓时,墓葬外也发现陶器;石杵的位置与内蒙古辽代贵妃墓相同。”林东说,“我们认为陶器应该是填土时留下的,石杵应该是修墓时使用的工具。”

除了尸骨碎片,考古人员还从二号墓中发掘清理出50余件随葬品,包括银丝网、陶瓷器、石器、金属工具、玛瑙、琥珀、围棋子等。其中,海兽葡萄镜为唐代镜子,六块围棋子为玛瑙材质,穿孔猴坠为琥珀材质,上下左右均有穿孔。猴坠将右手食指放入口中,左手握住尾巴,十分生动。

考古发掘中,3号墓未发现盗洞,这让考古人员大吃一惊。“这意味着墓内随葬品应该没有丢失,随葬品组合保持了下葬时的状态,为研究契丹人的丧葬习俗提供了有力的参考。”林东解释道。随后的发掘也没有让考古人员失望——3号墓是一座罕见的保存完好的契丹贵族墓葬。

“没危险吧?”受盗墓剧的影响,记者随口问道。

“在进入墓室发掘前,我们先对墓室内部的气体成分进行了测量,结果显示墓室内外的气体成分相同,因此无需考虑防氧化,也无需实施密闭发掘。另外,我们还在墓室内插入了针孔摄像机,提前掌握墓内情况。”林东笑着回答道。

三号墓出土了包括金、银、铜、铁、瓷器等在内的200余件文物,其中西耳室出土了全套的铜鎏金马具、蝶恋花带、双鱼配饰和铁器等。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墓主身上的文物,包括金戒指、耳环、手镯等金银首饰,胸前的玛瑙项链和葵花形银镜,腰间的银鎏金腰带等。据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盖志勇考证,墓主手上的金银戒指是当时专门为死者佩戴的,并不给活人佩戴。

考古人员在三号墓的墓门两侧及主室墙壁上发现少量壁画,其余壁画均已脱落。林东认为,壁画脱落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三号墓被雨水渗透侵蚀,二是大树根穿过墓壁,将墓壁破坏。

三号墓主室中还发现了一些木条和两三个白瓷碗的残片。根据林东的分析,这里应该有一个祭坛,上面放着白瓷碗。后来墓内进水,祭坛的木材日久腐烂,祭坛解体坍塌,白瓷碗也掉落在地。

考古人员还在墓道内发现了一块铁镣,专家分析,葬礼现场应该有一些祭祀活动,埋葬过程很可能不是一天内完成的,这块铁镣很可能是在埋葬仪式上使用的。

4号墓

男主人身份显赫,墓顶坍塌救下文物,梅瓶“全国独一无二”

一区4号墓出现盗洞,墓顶坍塌,引起考古人员担忧。考古人员商议后决定采用大规模揭盖发掘的方法,没想到墓顶坍塌反而保护了墓葬,盗墓者得逞,墓内文物未失,文物组合基本完好。共出土各类随葬品140余件,出土陶瓷器数量、种类更为丰富,珍贵无比。

与三号墓出土瓷器基本为辽代制品不同,四号墓出土近四十件瓷器,其中一半为辽代制品,另一半为北宋制品。这证明“澶渊之盟”后,辽、北宋交好,双方贸易频繁,宋代瓷器大量涌入辽国。

4号墓中男性用具较多,包括两个白瓷饮水壶、银鞘长铁剑等,彰显男性力量。此外还有一件玉臂钏,臂上悬挂猎鹰(德国猎鹰)的图案。经考证,玉臂钏的玉料来自西亚。

墓中的一套玛瑙项链配饰,由珍贵的玛瑙管、琥珀、宝石、金坠等珍宝组成,难得的是,连接这些珍宝的金线千百年来从未断裂,出土时完好无损。

四号墓中还出土了玻璃器。康平县辽金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孙惠久告诉记者,这批玻璃器的产地在学术界尚有争议,有的说产自波斯,有的说产自乌孜别克斯坦。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外来产物,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实物证据。据盖志勇考证,那个时代的玻璃器,全世界仅存200余件,可见其稀有程度。

另一件能体现四号墓主人尊贵地位的,就是他佩戴的纯金面具。盖志勇经过仔细观察,认为四号墓出土的面具和内蒙古陈公主墓出土的面具材质相同,应该是纯金打造的。这个发现非同寻常,契丹人在墓葬中一般佩戴银质、鎏金或铜质面具。此前考古发掘中只发现过两件纯金面具,均出自陈公主墓。陈公主是辽景宗耶律显之孙女,太子耶律隆庆之女。林东认为,四号墓主人的身份应该低于陈公主,但他也用了纯金面具,说明他确实很有钱,但具体身份还不能确定,想必属于贵族阶层。

这次考古活动最重要的发现是两个梅瓶:一个是白釉黑彩,一个是白釉褐彩。白釉褐彩梅瓶的纹饰为五朵牡丹花,白釉黑彩梅瓶的纹饰则包括二犬、一羊、一鹿、一兔。这些动物矫健优美,头足皆有草形,且都在奔跑。细看之下,可发现这些动物的奔跑方向都是一致的,一只狗在追羊,另一只狗在追鹿。纹饰饱满,造型生动,应为贵族狩猎的场景。

“这两个梅瓶上的纹饰,在其他任何场合都从未出现过。”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教授彭善国说,这两个梅瓶如今已是“中国绝无仅有”,全世界仅存两件。不过,这两个梅瓶究竟是辽代所制,还是北宋时期进口的,需要通过化学成分分析才能确定。还要鉴别这两个梅瓶是釉上彩还是釉下彩,这需要在高倍电子显微镜下检测。在目前的考古发现中,最早的釉下彩出现在北宋晚期至金代。如果这两个梅瓶被鉴定为釉下彩,那么这项工艺的历史将至少提前半个世纪,将改写陶瓷史。

“这两件梅瓶完好,有点幸运。”林东说,“这两件梅瓶与两件鸡腿罐、两件鸡冠花壶相邻,均位于东耳室。可能是因为墓室屋顶塌陷,土块落下,撞倒了两件鸡腿罐,鸡腿罐又砸中了两件鸡冠花壶,导致四件文物中有三件受损。幸好这两件梅瓶与鸡腿罐、鸡冠花壶都有一定距离,且在拐角处,所以避开了连环碰撞,没有被落土砸中。”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张连兴表示,梅瓶中的狗、羊、兔造型独特,深受人们喜爱。有专家建议,将这些造型运用到狗年、羊年、兔年的生肖形象和漫画中加以宣传,可扩大考古成果的影响力,增加人们的获得感。(本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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