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毅/文陈新宇/图
【蜀地古建筑1.汉阙】
“乐游园清秋节，咸阳古道无声。无声，西风落日，汉陵遗迹。”唐代李白的《忆秦娥》诗中，残破不堪的汉陵和西风落日的凄凉，成为中国古典诗词中美好的意象。诗中的陵墓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地上建筑。中国现存汉代陵墓29座，其中20座在四川，分布在新都、雅安、芦山、梓潼、绵阳、德阳、渠县等地。走近它们，就像打开了一部最古老的建筑史。
谈汉阙
雅安、渠县是四川汉阙集中分布的两个地区，在古金牛道上的新都、绵阳、梓潼等地也分布着多处汉阙。新都王知子阙在新都弥木镇西北5里处，相传为兖州刺史王知子墓前的陵阙。“文革”期间被毁。据宋代赵明诚《进士录》所载拓片，阙上有隶书题刻：“前汉御史、河内县令王君知子阙”、“前汉兖州刺史、洛阳县令王君知子阙”。王桓，字知子，新都人，曾任河南温县县令。因政绩卓著，升任兖州刺史，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去世，葬于家乡，并在其墓前修建了两座阙。
从新都往北走，在德阳黄许镇蒋家坝，离宝成铁路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司马孟台阙。当地人又称高阙或韩阙。右阙尚在，阙额上尚有“上永昌”三字。这座韩阙在宋代引起了金石学家的注意。《礼记》记载，右阙上有“韩古上永昌司马孟台墓道”十一个大字，但左阙却没有记载。看来，左阙早在宋代就被毁了。
绵阳市北4公里的仙人桥附近，有两座杨式塔，相距27.2米。左塔高5.14米。南北朝时期，佛教信徒在塔上雕刻密集的佛龛。“观世音菩萨……大同三年（551）闰月二十三日弟子虚山来”题刻至今仍可见，也为古老的汉代建筑增添了几分梵音；右塔高5.21米。
梓潼有四阙：李阙阙、杨氏阙、贾氏阙、无名阙。李阙阙位于梓潼县南约2公里的长青山麓，阙上用隶书镌刻着“韩世御史/李公阙”。《后汉书》记载了李阙的事迹，他是梓潼人。“元始年间，选为明经，任为郎中。王莽在位时，阙因病辞官，不肯应州令。太守刘宪逼迫召见，阙便带病上门。……王莽以为阙是个酒鬼，又因有病，不宜任官，便隐居深山幽谷，不肯留下姓名。”他的气节一直为后人所称道。
贾氏阙在太平乡，距梓潼县城南约两公里，在里耶阙西0.5公里处。两阙尚存，但屋顶及建筑已毁，远看形似两座石堆，当地人又称其为“书匣石”。相传为蜀汉将领邓芝墓阙。《梓潼县志》记载：“县西南五里，蜀汉将领邓芝墓有石阙两座，芝氏为高阳人，在蜀任车骑将军”，与此阙所在位置相符；无名阙位于川陕公路旁，当地人称其为“九石”。现存左阙，相传为汉代时居住在梓潼的卞绍墓。
夕阳照耀汉陵
2013年4月芦山地震发生第三天，芦山街头仍是一片废墟，救援车呼啸而过，驶向震中。108国道旁，有一座铁门紧锁的院落。我让司机停下车，透过铁门缝隙往里看：古老的范民雀依然矗立在院落里，威猛敏捷的东汉神兽守护着这座精神院落。
对于这个叫崂山东汉石刻博物馆的院落，我并不陌生，几年前参加古建筑调查的时候去过崂山。依稀记得当时正是黄昏时分，管理员推开斑驳的铁门，一个汉代的世界跃入眼帘：柔和的阳光洒在阙身上，散发着黄金色的光芒，长满青苔的阙身石块斑驳，残破的屋顶像是年久失修的屋檐。
这就是范民鹊。“鹊”字，《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古代皇宫门两旁，用于观望的楼台”或“寺庙、陵墓前竖立的石雕”。第一种又叫城鹊，常出现在古典诗词中，如王勃的《送杜少府赴蜀州》“城楼托三秦，风烟眺五河”；《诗经·争风》“我好轻浮，在城楼。一日不见如三月。”
另一类是宗庙阙或陵阙。宗庙阙是宗庙、庙宇等前的建筑。陵阙立于帝王、将领、文武百官墓前两侧，是墓主身份、地位的象征。唐代诗人李白在灞桥看到残破不堪的陵阙，写下了《怀秦娥》诗句。“乐游原清秋节，咸阳古道寂静。无声无息，西风渐散，汉陵阙在望。”范敏阙即范敏墓前的陵阙。范敏是蜀郡藩国青衣郡人。建和年间（公元149年），范敏任青衣羌国宰相。延熙二年（公元159年），40岁的范敏被选为孝廉吏，次年调任永昌县主史。公元203年，范敏去世，属下将其葬于鲁山，并立石阙，以表对这位汉代官员的敬仰。
汉代，随着郡县的设立，汉代的各个角落都修建了宏伟的城墙，但保存至今的却寥寥无几。中国现存汉代城墙29座，其中河南4座，山东4座，北京1座，其余20座在四川。除河南的太师阙、少师阙、齐母阙为宗祠阙外，其余均为陵墓阙。四川的汉代阙广泛分布在绵阳、雅安、鲁山、渠县、梓潼、忠县等地。
一个月后，从芦山传来消息，地震导致梵民阙二层断裂，阙顶眼看就要坍塌。相邻的雅安高义阙也出现龟裂，构件坠落地面。这些屹立了2000多年的建筑，犹如白发老人屹立在四川盆地的旷野之中。走近它们，犹如翻开一部泛黄的汉代建筑史。
雄伟壮观、雕刻精美
范民阙高495厘米，由基座、阙身、楼阁、屋顶四部分组成。汉阙为仿古建筑，通俗地说，基座相当于房屋的地基，阙身如同墙体，屋顶形似屋顶。范民阙的基座和阙身均为上世纪50年代修复。相比之下，雅安高义阙则完整保留了左右双阙，可以直观地感受汉族建筑风格。
高义阙左阙仅存基座和阙体，为汉代旧物，屋顶为后来加建。基座下方为一排立柱，立柱上架梁，类似吊脚楼。长江流域雨水充沛，古时成都平原有“低湿之地”之称，湿气重。古人将树木砍伐，削尖一端，夯入土中，用纵横交错的梁木捆扎，再铺上木板。这样，房间与地面就有10—30厘米的高低差。这种建筑结构被形象地称为“吊脚楼”。1985年，在成都十二桥遗址发现一处面积达1万平方米的吊脚楼遗址。高义阙基座，即为“吊脚楼”的体现。
门身为四层石砌成，背面用隶书刻有四行十六字：“汉初益州刺史武隐县令、户部尚书、选孝廉官、侍高俊、字官方”。门主人高义因孝道高廉而被选孝廉官，后任益州刺史，建安十四年（209）八月卒。
右阙基本完好，建筑最为精美。在建筑上，建筑可分为纵横梁、斗拱等形式。高义阙建筑由四层石砌成，上刻有行游、击鼓弹琴、鸟兽舞动、季札献剑、彝族供奉宝物等图案。彝族供奉宝物场面壮观。一名梳着两个发髻的女子半身探出门外。门外，一名头戴高冠长袍的男子跪在地上，手捧一只飞鸟，身后跟着一名袒胸露背、光头大眼的彝族人。高义曾在益州任刺史，益州大部分在云南省境内。阙上所刻“彝族人”可能是高义为官期间的再现；而三足乌、九尾狐等图案则代表汉人心目中的天堂，暗示墓主人将得到西王母的仙药，游历仙界。就这样，生与死、现实与神话，构成了汉阙上汉人的精神世界。
站在石塔下仰望，会发现屋檐下有一圈如意状的结构，这就是斗拱。“斗”是斗形的木垫，“拱”是弓形的短木。拱支撑在斗上，向外延伸。斗置于拱的末端，形成上大下小的斗拱，连成一体。斗拱通常位于大型建筑的柱梁之间，它的出现解决了剪应力破坏梁的问题；然而，斗拱也是一些艺术品。无论从艺术还是技术的角度，斗拱都足以象征和表现古典建筑的精神和气质。
中国木结构建筑历史悠久，柱格结构和榫卯连接工艺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屡有发现。河南偃师二里头商代宫殿遗址屋顶已采用重檐四坡式，殷戌墓出土的铜方帛上也可见到斗拱的雏形。到了汉代，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建筑格局。汉代是一个安定昌盛的时代，也是一个大规模建设的时代，汉高祖年间修建的未央宫和汉武帝年间修建的建章宫就是代表作品。据史料记载，未央宫周长28华里，可考证的宫殿多达80余座。
汉代未央宫、建章宫在漫长的凡世中早已沦为废墟，难以修复。高义阙以准确的比例雕刻出各构件的造型，让后人得以一窥汉人的建筑风格、比例、手法，为修复未央宫、建章宫提供了依据。从石阙来看，汉代斗拱较后世更为粗壮，其坚固厚重的风格与汉人雄伟的建筑设计颇为协调；石阙的顶盖可伸出阙身一米多，可见汉代工匠已解决了大檐带来的受力问题。
学者陈明达在《四川汉代石阙》一书序言中指出，汉阙是我国地面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古建筑，为后人了解乃至修复汉代建筑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对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把古建筑的悠久历史和优美之处保存至今。
穿过双塔就是天堂之门
在层出不穷的朝代更迭中，汉阙也遭遇了悲惨的命运，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直到一百年前才被世人所知。1914年2月，汉学家谢阁兰率领的法国考察队从京城出发，开始了为期8个月的西行考察。同年6月，他们来到高义阙前。谢阁兰万万没有想到，眼前的建筑竟是2000年前的汉代——一个被他赞誉为“强大而仁慈”的时代。1923年，谢阁兰向世人公布了石阙的照片，令欧洲人惊叹不已，险些引发探险热潮。
来雅安之前，色嘎兰还到渠县考察了那里的几座汉代阙。2012年，我来到了被誉为“汉代阙之乡”的渠县，全国现存的29座汉代阙中有6座就在这里，名副其实。渠县的汉代阙分布在县城至土溪镇的公路沿线，有凤环阙、神府军阙、王家坪乌明阙、蒲家湾乌明阙、赵家村东乌明阙和西乌明阙。除神府军阙为双阙外，其他均为单阙。
天下着毛毛细雨，路上行人寥寥。土溪镇赵家村口的茶馆里，村民们端着茶杯，抽着烟叶，看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一百年前，当塞格拉兰闯入村民的生活时，他们是否也看过这个忙碌的法国人？茶馆对面是高4.38米的冯焕阙。顶盖已经破损，茂盛的青苔似乎把它染成了绿色。楼上雕刻的雕像身躯早已不见，手中的琴弦还在弹奏着一些汉代乐曲。阙体正中是两行清秀的汉隶书——“前任尚书侍郎、河南竟陵、豫州幽州刺史冯世俊灵道记”。
宫主冯焕，是东汉巴县荡曲人。汉安帝年间，他担任幽州太守。在任期间，他秉公执法，憎恶邪恶，得罪了不少官员和权贵。权贵们为了报复，便假借皇帝的旨意，把冯焕关进监狱。冯焕在狱中病死。汉安帝“怜之，赐桓光十万钱，封其子为郎中”。公元121年，冯焕葬于荡曲，部下在其墓前为他修建了一座石殿，以纪念这位冤死的汉朝忠臣。
离开凤环雀，沿路行走约3公里，路边不时可见断壁残垣的石兽。水田间有一堵墙，墙中央，赵家村西侧的无名塔静静地矗立在中央。楼一层，隐约可见一位赤膊男子，头戴平顶帽，旁边是一只大猴子，怀里抱着一只小猴子。似乎是一幅狩猎图；二层正面是仙人骑鹿图，背面是仙人打六博图；三层为拜访图，画中大门半掩。门外立着一名衣衫宽袖飞带的男子，身后跟着一名仆人，等候召唤。
东无名阙与西阙相距300米，楼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汉代狩猎场景：一男子正在狩猎，两只兔子在草丛中狂奔，猎犬在凶猛地追赶，上面有两只凶猛的老虎，一男子正用力拉着老虎的尾巴。如果没有雕刻，汉代无疑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时代。汉代人把他们的宴饮、出行、狩猎甚至他们想象中的天堂都刻在石刻上，向后世展示他们的生活、对待死亡的态度以及他们梦想中的天堂。
墙边的水田里，赵强文夫妇正在插秧。他告诉我，听老一辈人说，以前汉阙是没有墙的。水田里，牵牛下田的农民，会把牛牵到石阙边，田里干活累了，便在石阙边抽几口烟叶。有的人家没有石磨，又不愿走很远去山上敲石头，便把石阙凿下来。老赵说的，和色嘎兰一百年前看到的，或许差别不大。色嘎兰在《中国西部考古志》中记录了他所见所闻：“大部分阙周围都是稻田，阙基浸在水中，很快就会被水淹没。渠县有一无名阙，已经倾斜，很快就会倒塌。即使它不倒塌，也一定是因为它妨碍了农耕，又占用了有限的耕地，人们又把它当作磨石。中国的许多古迹因此被毁坏。”从庙宇神像到农具，汉阙的命运可想而知。
已故四川学者冯汉机认为，汉代只有“二千石”官衔的官员死后才能立石阙。“二千石”是汉代官衔，汉代有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二千石之分。其中太傅、尉尉、大司农、太常、大鸿胪为中二千石，太守、太子太傅、京兆尹、大长秋为二千石。回溯四川这些汉阙的主人，范敏曾任巴郡太守，高义曾任益州太守，德阳司马孟泰的主人曾任“汉古上永昌”，渠县沈福君曾任“汉野者北屯司马左都侯”和“新丰令交趾都尉”。冯汉机的观点无疑是颇有见地的。
有趣的是，在四川各地出土的汉代石棺上，常常可以看到双阙的图案，甚至在很多夫妻合葬的崖墓中，也能看到双阙的图案。这让学者们不解：难道这对夫妇都做过“二千石”级别的官员？简阳鬼头山崖墓出土的彩绘棺上，双阙之间刻有“天门”二字。学者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双阙是天门的象征，是人间与天国的分界线。汉朝的禁令，并不能阻止汉人对天国的向往，跨过天门，成为天国的一部分，才是汉人心中的“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