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在寺庙祭拜逝者。
清明期间，记者身处江西，目睹了九江郊区和周边山岭上修建的气派陵墓，还有墓地中遍布的彩色旗帜和花环
，由此又想起这些年去天津北仓墓园扫墓时的经历和见闻，内心体会到中日两国在身后事处理方式上，确实有很多相异之处，也存在一些相似之点。
对逝者的看法首先体现在评判上。中国人常说“盖棺定论”。也就是说，对一个人一生的功绩过错，不管是声名远扬，还是臭名昭著，在他离世之后，自然也就有了定论。只有少数情况或者特殊情况才会让后世来评说。日本人认为，不论一个人生前是行善还是作恶，一旦离世，一切便都结束了。所有的善行或恶行，都会被彻底遗忘。死后，每个人都处于相同地位，因为灵魂是相通的。这一点，只要去东京市中心附近的青山公墓，或者各大寺庙周边的墓园看看，就能立刻明白。任何身份的人，不论官职高低，财富多少，无论文武官员，还是普通民众，只要支付相应代价，就能在墓园获得一块安息之所，而且墓园的区别仅在于面积大小，不存在身份贵贱之别，更不会受到评价好坏的影响，在日本三重县熊野本宫大社周边，既有纪念唐朝高僧空海和尚的陵墓，也有为白蚁建立的纪念石碑。日本人在对待逝者时缺乏区别对待、近乎反常的普遍性观念，这确实是中日两国存在差异的体现。
中国人向来认为逝者安葬地下才能得到安宁。不论逝者离世前后，会由本人或家人慎重选定墓地，这种选择不仅注重地形吉凶，更关键在于体现逝者生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纵观中国历史，历代帝王建造的宏伟陵寝群是此种习俗的显著例证，这种风俗至今仍然存在。逝者与生者相争之地，南方超大型墓园接连兴建便是明证。中国人祭奠亡者时过分讲究排场，往往适得其反，导致诸多负面效应。古代帝王在身后事上可谓煞费苦心，他们生前就为自家精心挑选墓穴，这些墓穴不仅占地广阔，而且陵寝构造异常牢固。他们离世之后还要随葬大量奇珍异宝。为了吸引注意力，他们布下重重谜团，但最终无法躲过被后人探究的结局，扰乱了逝者的安息。如同古埃及人建造的法老陵墓，至今中国仍有几处帝王陵寝未曾开启或被盗掘。
日本对陵寝的修建似乎并不十分讲究，即便是历任天皇的安息之地，也多是土冢，体量不大。他们更看重墓园周边的自然景致，讲究逝者能够回归天地之间。当今的普通墓园则更侧重于象征意义，除了用大理石建造的所谓墓穴之外，墓园的核心就是树立一块刻有个人或家族信息的石碑。
选择安息仪式的场所时，中国古代常在寺庙中为逝者举行超度法会，现今则多在火葬场附近的殡仪馆内举行追思活动。日本方面则依据逝者信奉的宗教差异，分别会在寺庙、天主教堂或是执行火葬的斋堂内安排仪式。
日本在葬礼场合对参与者的服饰有明确规范，男女皆需穿着黑色礼服或西装，妇女的腰带与男士的领带颜色也限定为黑色或深暗色调。相比之下，当代中国对于葬礼着装虽无正式条款，城市居民普遍选择黑色或深色服装出席，而乡村地区则持续遵循旧例，要求逝者亲属全身着白。这种着装规范与日本及全球多数地区的庄重着装习惯基本一致。在灵堂布置方面，中国常见的是放置纸质花圈以及各类鲜花，而日本则倾向于摆放白色或黄色的菊花。
日本人表达情绪时通常非常内敛，不轻易外露，与国人形成鲜明对比。参加日本葬礼的人大多神色淡然，举止庄重。而天主教仪式中的追悼活动，无论是神父的讲话还是圣歌队的演唱，给人的感觉更像是歌颂逝者，愉悦之情明显超过哀伤之情。相比之下，国人在处理悲伤情绪时往往更加直率。葬礼现场，家属常常因过度哀痛而倒地不起，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人们认为，哭泣不仅是一种情感的真情流露，也被当作判断后人是否真心爱戴逝者，以及是否履行了“孝道”的标准。据了解，在中国南方部分地区，甚至存在用金钱雇佣他人来哭丧的风俗，以此表现家属对逝者的深切哀悼和孝行。
出殡活动结束后，日本和中国的处理方式往往不尽相同，对于收殓着逝者遗骸的骨灰盒，前者通常会选择立即安葬，或者将骨灰盒送到公共区域暂存，待选定吉日再行下葬。不过，在存放地点的挑选上，两国存在差异，日本多倾向于将遗骨安放在寺庙或道场的专门设施内，而中国则习惯在火葬机构的纪念性建筑中保存骨灰。关于近些年在中国国内慢慢流行的树木下葬，或是将骨灰散落在江河大海的水葬方式，在日本几乎没什么消息。
日本人纪念逝者时，习惯在亡者周年或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祭奠，这个节日与中国清明相似，他们会上坟祭扫，祭扫活动包含献上鲜花与少量供品，更重要的环节是用清水清洁大理石建造的墓室和墓碑。
中国的传统祭奠仪式常在逝者周年忌日以及清明时节举行，人们通常会购置一束鲜花，或是在墓碑前放置若干供品，乡村地区还会添上焚烧纸糊的牲畜与香烛纸币等祭品，以此完成仪式，整个过程即告结束。葬礼结束后，款待护送灵柩的宾客，这一习俗在中华与日本两国都十分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