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评介】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不仅深深扎根于本民族文化的深厚根基，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征，还大量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展现了宽广的胸怀和气度。正是这种民族精神和包容精神的融合，让中华文化在守护自身“根基”和“灵魂”的同时，持续开拓新的领域，完成了创造性的转变和创新性的进步。
明朝与清朝交替期间，由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构成的群体来到中国，对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互动具有非常关键的历史价值。这些传教士在向中国介绍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开启了东西方文化沟通的新篇章，并带来了长远的效果。利玛窦去世之后，在北京阜成门外被赐予墓地，成为了安葬在北京的第一位西方传教士。这块被称为“栅栏墓地”的地点，后来又安葬了邓玉函、罗雅谷、龙华民、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外国传教士，逐渐演变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遗迹，具有不可替代的证明作用。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地”相继被北京市和全国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担当起中国与西方相关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的关键桥梁。
“栅栏墓地”的历史意义早已受到广泛关注，许多记述墓地演变和传教士经历的书籍及文章相继问世。该机构地处北京，负责守护一处关键的历史文物，从九十年代起便着力进行学术探讨，陆续刊印了《过往印记——利玛窦及明清西方传教士安息地》《青石载录：关于“利玛窦与外国传教士安息地”的四百余年变迁》等书籍。然而，那些相关文献散落在全球各地，并且包含多种语言，搜集和运用相当困难，导致过去的作品没能得到充分的探索和运用，留下了不少遗憾。北京行政学院的青年学者陈欣雨花费了五年时间，完成了《春秋石铭：北京栅栏墓地历史及现存碑文考》（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这本书详细记录了围栏墓地的历史变迁，仔细查证了墓碑上逝者的生平经历，是研究中外文化互动情况时，一部资料丰富、研究严谨的佳作。
收集国内外文献资料，详细记述墓园的沿革历程。利玛窦安葬此地至今，这座围栏墓园已有四百余年岁月，伴随形势更迭和都市发展，它遭遇过多次重大波折。作者从国内外图书馆、档案机构、博物馆搜集到众多相关文献和影像资料，其中部分档案和文物摹本鲜为人知。收集了各种各样资料之后，经过精心挑选广泛采纳，同时相互参照核实，把围栏墓地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整理，并用图像和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展示出来。从墓地的变化中，不仅能够了解到明朝晚期以来中西文化交往的不易，还可以看出西方教会内部的派系差异和观点分歧。
第二点，需要参照墓主人的经历，来探求碑文的确切含义。围栏墓园里的碑文，很多同时书写了汉文和拉丁文，部分还镌刻了满文，但这三种文字所表达的信息并不一致。由于条件所限，过去还没有学者能对不同文字进行深入的比较和考察。该书针对现存的六十八块碑刻，依据碑主的个人历史，比较了汉文与拉丁文碑文的差异，重现了他们在中国的活动轨迹，并阐明了清代官方与西方教会对其功绩的不同评价。除了有碑文的传教士，对于仅有拓片而无墓碑，或既无碑文又无拓片仅有文献提及的人物，该书也整合了零散信息，概述了他们的生平事迹，补全了西方传教士研究领域的部分缺漏。这本书特别关注了2018年北京市行政学院，也就是北京市委党校新发现的一批墓碑，这些碑文经过研究，有助于澄清过去对围栏墓园里现有碑刻数量和内容的一些错误认知。
第三点，研究沟通原理，揭示文化冲突现象。该书在全面考察墓葬演变和碑文含义之后，对东西方文化交往的深层规律进行了探讨和审视，强调这种互动是相互的。西方传教士掌握天文数学医学绘画机械制造等知识，因此能够留在北京，为朝廷工作，让中国人接触到西方知识；同时他们也将中国文明逐渐介绍给西方，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的途径。当然两种文化并非完全没有矛盾，特别是在丧葬祭祀礼俗方面，差别非常明显。总而言之，自明清时期起，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以及所引发的矛盾与和谐，还有其间的得失，都十分值得深入探究。
石铭用于记录历史，可以让人从过去中获得启示。这本书完整地再现了栅栏传教士墓地的岁月变迁，细致地呈现了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往的波折过程，既能让人们回顾那段少有人知、逐渐模糊的过往，也能帮助我们在今天进一步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推动中外文化相互学习、彼此借鉴。
高寿仙是北京市委党校，也就是北京市行政学院的专家，同时担任中国明史学会的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