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 | 悦迪
世界上唯一一件完整玉制葬衣、西汉最大的金印、汉代唯一一件带龙钮的帝王印、最早的大型实用屏风、最早的透明平板玻璃、岭南最早的进口商品、首批禁止出国展出的文物……近日，中国海洋博物馆与南越王博物馆联合推出“汉海疆域——南越海洋文明展”。两千年前的古国，一座未被盗掘的王陵，南越风起，梦回秦汉，隐藏的神秘历史正在揭开。
秦军驻军设立了自己的营地
《大汉海阔——南越国海洋文明展》以考古发现为依托，通过“序厅”、“南越世家”、“古国风采”、“文王风采”、“扬帆东南”五大板块，带观众一睹两千多年前开放多元的南越文明，揭秘这个承继秦汉王朝的昔日风采，展示南越国独特的岭南风情和海洋文化。
很多人对南越国可能感到陌生，作为岭南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南越国在岭南开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帝国的海上边陲，南越国积极开展海外贸易，使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在中国航海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古越人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乃至东南亚，史书上统称百越，其中分布于广东及其以南的称为南越。公元前221年，秦将王翦灭楚，乘胜攻克今浙江一带的禹越，设置会稽郡，从此开始了武力征服百越的漫长征程。公元前214年，经过周密准备，秦始皇调集了近50万秦军和移民，在秦将任熊的统一指挥下，稳步进取，终于攻克南越，设置南海郡和象郡。
秦始皇死后，秦朝很快陷入危机。赵佗原是秦始皇手下的将领，随军南下，统一岭南，立下战功。秦末，已任南海郡太守的赵佗封锁关隘，切断了岭南与中原的交通。在楚汉相争、中原乱世的五年间，赵佗以南海郡为根据地，先后吞并桂林郡、象郡，统一了整个岭南地区，并于公元前204年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
赵佗南越国建立国家的基本力量是秦帝国的南征军，人数约十万。南越国疆土北大致以五岭为界，在广西柳州、桂林、河州和广东肇庆、韶关、福建漳州一带，与秦洞庭、苍梧、庐江、闽中等县为邻；西大致以广西百色、河池一带为界；东、南濒大海，南部疆土部分到达今越南北部。
在南越地区，越南语与汉文互不相通，民俗与中原地区大不相同。当地的越人食鼠贝鱼蛇，文身剪发，住高架木屋，乘舟筏出行，巫术盛行。赵佗因地制宜，延续了秦帝国的政治秩序体系，实行了较小版本的帝国官僚中央集权体制；同时，他以身作则，以越人之君、蛮夷之首，沿袭越人的风俗。在赵佗的领导下，南迁的秦人逐渐与土著越人融合，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向南传播，南越逐渐成为一个政权安定、国力强盛的国家。
汉朝建立后，汉高祖派陆贾出使南越，赵佗受封，成为汉朝的一个藩属国。此后，由于吕后独霸南越，欺压南越，赵佗愤而称帝，汉越关系跌入冰点。几经离合，直到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刘彻才出兵平定南越国。南越国从开国君主赵佗到末代君主赵建德，一共经历了5个国王，延续了93年。
皇宫极其精美
1983年，广州象岗发现一座千年古墓，南越王墓揭开尘封的历史。这是岭南地区发现的地位最高、规模最大、文物最丰富的汉墓。它的主人赵佗是南越第二代国王，也是赵佗的孙子。
相传，南越王十分重视百年后自己安葬之地的保密，为防止盗墓，他们在安葬死者时想尽一切办法迷惑人心。如南越开国君主赵佗为防止自己的墓被盗，在人生的最后十年里，曾派重臣在都城番禺城外茫茫大山中挖掘了数十座疑似墓葬。赵佗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为赵佗举行了一场充满隐秘和隆重的国葬：先派人守在番禺周围的山上，以防别有用心的人偷看，然后派出四支一模一样的送葬队伍，高举旗帜，将一模一样的四面棺材从番禺城的四个城门护送到不同的安葬地。
为了找到传说中的赵佗墓中的巨大宝藏，三国时期的吴王孙权命令大将陆羽率领五千军队在岭南地区进行地毯式搜索，以找到赵佗的墓穴。然而陆羽花了半年的时间深挖，只找到了赵佗曾孙赵英奇的墓穴。直到今天，南越王赵佗的墓穴仍未找到。
20世纪80年代赵魂墓被发现后，里面的出土文物很快震惊了世界。他随葬的玉衣是一套丝织玉衣，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套完整的丝织玉衣。玉衣为对襟式，是以前在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中从未见过的新式样。南越王身上出土的“文帝印”龙钮金印，作为墓主人身份最可靠的物证，是我国迄今为止考古发掘发现的唯一一块汉代龙钮帝印，也是最大的一块西汉金印。修复后的漆木屏风，是汉代考古发现的第一块大型实用屏风。屏风的漆木大部分已经腐朽，但上面的漆画云纹仍可见。 出土时鎏金钉子多达658枚，被列入2002年第一批禁止出国展出的文物。“张仪”铜枪是秦惠文王四年（公元前321年）秦国宰相张仪监制的武器，后来随秦军流入南越，是秦统一岭南的重要历史证据，与赵谟一起陪葬时，已经是具有200年历史的古董了。
值得一提的是，南越王棺椁内外共出土49枚玉璧，有的放在墓主人头顶，玉璧上有孔，古人认为可以引导主人灵魂升天。玉璧表面分为三个区域，内外区域刻有双龙纹，中间区域为网格涡纹，这也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金牌设计的灵感来源之一。
“大汉海疆：南越海洋文明展”除了展出南越王陵等珍贵文物外，还展出了南越王宫遗址出土的众多珍品。中国历史上名城无数，各在不同时期独领风骚，但能维持2000多年繁华，且城市中心区从未发生过大位移的并不多，广州便是其中之一。南越王宫遗址位于广州老城区中心及北京路商圈，被誉为广州城市起源地、岭南2000年文化中心，是秦代番禺城遗址、西汉南越国及五代南汉国王宫所在地，也是秦汉至明清广州官署所在地。
此次展览展出的“万岁”牌匾出土于南越王府一处池塘遗址。池塘遗址发现于1995年，面积约4000平方米，呈斗形，池底铺有河卵石、碎石，池壁铺有砂岩板，接缝紧密，有冰裂纹。池中储有古溪水，池边留有用作栏杆的石柱、柱座，池中散落着叠砌的石柱、石门楣等建筑构件。可以想象，昔日亭台楼阁矗立于池塘之中，东方旭日东升，波光粼粼，宛如蓬莱仙境。此后，南越王府遗址又发现了蜿蜒的石道、“岭南第一简”等重要遗迹。
南越王墓与南越王宫遗址一同入选2021年度“世纪百大考古发现”，在中国考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次展览的154件/套文物全部出土于南越王墓和南越王宫遗址，堪称汉代考古的一场盛宴。
2000年前，海洋是强大力量的起点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人们利用季风、洋流等自然条件，运用传统航海技术进行贸易的主要海上通道，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传播、融合的对话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并定型于秦汉时期。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海地区海上交通和贸易格局逐渐形成。南越国的对外交往和贸易尤为突出。
1975年，广州中山四路发现一处秦汉造船厂遗址。这里并联有三条造船滑道，滑道长度达88米多。滑道与枕木并非固定连接，滑道轨距可根据需要调整。这样，每条滑道都可以建造不同大小的船只。据测算，2吨级的滑道可以建造宽6至8米、长20至30米、载重30至60吨的木船。如果将两条滑道并联，则可以建造更大的船只。
后来，广州造船厂按照这个标准建造了一艘木帆船，船长25米，宽6.5米，排水量70吨，由10个不同国籍的26名青年男女驾驶，从广州出发，航行三年多，于1984年10月中旬抵达法国巴黎塞纳河。这证明南越国时期岭南制造的木船完全有能力在南海和中南半岛航行。
先进的造船技术极大地促进了南越国的海外贸易。
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广州三元里马棚岗发掘一座南越国墓葬，出土15只陶制犀牛角；另有一件黑漆扁壶，壶面涂黑漆，两面绘有红漆犀牛纹。据考证，当时东南亚、印度、非洲等地均有产犀牛。
在发掘南越王墓时，考古人员在墓葬西室发现了五根大型象牙，它们被堆放在一起，每根长约120至160厘米，已风化成片，质地较粗，与亚洲象的细长牙明显不同，应为非洲象。
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进口商品，是秦汉以来广州海外贸易的直接证据。此外，焊珠金花泡、蜻蜓玻璃珠等一批至少在技术上受到西方影响的具有海外文化风格的文物，也反映了2000多年前中西方的科技交流。
在南越王宫遗址，考古人员发现蜿蜒曲折的石槽和八角形石柱，与遥远的印度有关，证明南越曾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外国交流。青瓷釉绳纹筒瓦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釉瓦实例，为钠钾玻璃釉，与公元前3世纪印度哈斯蒂纳普尔地区的玻璃十分相似，制作技术可能是从海外传入的。
南越国以后，宫殿遗址周围一直是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海上贸易管理机构的所在地，在东西方海上贸易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著名的“南海一号”沉船的部分船舱中出土了大量类似的褐釉罐，其中有些与叠压在南越王宫遗址上的宋代广州府衙门辅楼基座中出土的同款“九粮”罐高度一致。换言之，这些罐很可能是广州地方政府或民间作坊在齐石窑、文头岭窑等窑场订购的酒器，用来盛装广州的“使者酒”或家庭作坊酿制的葡萄酒。最终它们通过官方馈赠或贸易被装入“南海一号”的横舱中，最终随船沉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