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襄汾东汾阳忠诚广场赵盾雕像
《赵孤》这出戏虽然演得轰轰烈烈，但赵孤故事的真实性却受到不少史学家的怀疑，因为《左传》和《史记》的记载截然不同。《左传》中，一是没有提到屠岸贾；二是没有提到程婴和公孙杵臼，当然也没有三官舍身救孤的事迹；三是只有公元前583年赵氏两支赵统、赵括被杀，起因是赵朔娶了庄姬公主，不料赵朔年纪轻轻就去世了。赵庄姬耐不住寂寞，与赵朔的叔父赵英奇私通，叔父与侄媳乱伦，让赵家颜面尽失。当时赵氏大族赵括将赵英奇流放他处，得罪了庄姬。庄姬向其兄晋景公告发赵括、赵同谋反。结果，赵国两位大臣齐克、栾书公开站出来作证。赵同、赵括两支家族就这样被灭亡了。
晋景公晚年梦见一个长发黑发男子捶胸顿足在宫前跳跃，愤怒地对他说：“你不义，害死了我的子孙。”景公大惊，请韩爵解梦。韩爵趁此机会劝景公说：“成吉（赵帅）有功，宣孟（赵盾）有忠，但没有子孙，行善之人当惧怕。”晋景公询问赵家的情况，得知赵武还活着后，便恢复赵家的爵位给赵武，并把赵括、赵统的土地全部转让给赵武。
《左传》中的说法乍一看很有道理，但细细推敲，却有问题。第一，庄姬赵氏是晋景公的妹妹，赵同、赵括怎么敢在未经晋景公同意的情况下，将赵应齐流放？再说，赵应齐会不会毫无抵抗地被俘虏？第二，在春秋时期，舅嫂通奸并不是什么大罪，赵同、赵括会不会为了这件事，将自己的亲人流放致死？第三，赵同、赵括两支都被诛杀，而赵武却与庄姬一起在宫中安然无恙，晋景公怎么会不知道呢？
司马迁是一位严谨的史学家，他的《史记》被后人誉为“实事求是、信史实实”。他怎么可能在一本严肃的作品中凭空想象编造出这样的故事来博人眼球呢？唯一可能的事实是，司马迁有大量史料证明《左传》的记载存在严重错误，所以他进行了修改。因为秦始皇焚书不可能“遗迹不留”，司马迁完全有可能看过其他国家史书或者赵国野史。
此外，司马迁是山西河津人，也有人说是陕西韩城人。但不管怎么说，两地距离山西襄汾的古晋都固疆，也就是赵康晋城的遗址，都只有百里之遥。他不可能忽视这一带流传千年的赵孤故事。尤其是在赵盾故里东汾阳村周围，赵孤遗迹随处可见。你找不出任何理由说它是杜撰的。我在《赵康古城》一文中，对这一带与赵孤有关的遗迹进行了整理：
古城西北25里处，是绝店古村，村内有汉爵祠和墓碑。墓碑上的铭文因长期风雨侵蚀，已模糊不清，依稀可见：“晋景公听信屠岸贾诩谗言，险些灭赵家，后程婴与公孙杵臼救赵家孤儿，报了忠魂之仇，感人肺腑，千古流传……”
三公村位于古绝店村旁，相传公孙杵臼、程婴、韩厥三人在此商议救孤事宜，村内原有“三公议亭”，现已不复存在，但公孙杵臼的祠堂和墓尚在。
与三工村仅一箭之遥的程公村，是义士程婴的故乡，村边的程婴墓至今保存完好，墓周长10米，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古城周围散布的赵雄、赵堡、南赵、北赵、大赵、小赵、西汾阳等村落，都是赵氏家族幸存后裔的聚集地。80年前，赵雄村尚有宋元佑年间重建的赵氏宗祠，为两层建筑，内有赵帅、赵盾、赵硕、赵武等四代忠臣塑像，村北还有赵宣子墓。与“赵氏孤儿”有关的安儿坡、三公庙、丑姑墓等遗迹，散布在附近的田野、土地、村落中，甚至埋在人家家户户的屋檐下。
被人痛恨的叛徒屠岸甲是赵康古城东约15里的永固村人（永固村至今还留有屠岸甲训练营的遗迹）。后来，屠姓后人为了避免外出时受人侮辱和尴尬，便改姓袁。赵康和永固村附近的这些村落至今仍保留着不通婚的习俗，永固村也从不表演“八义子”（即《赵氏孤儿》），这早已是祖辈定下的规矩和习俗。
赵盾的儿子和其兄弟赵硕、赵统、赵括等360人被冤杀，葬于9座陵墓中，每座陵墓葬40人。9座陵墓位于赵雄村及西面九原山数里范围内。目前已发现7座陵墓遗址。第七座陵墓位于赵雄村西侧，占地面积约100平方米。高耸的园陵上有7棵千年古柏，郁郁葱葱，庄严肃穆。陵墓前竖有石碑，碑文如下：
国家一级保护古树侧柏（七星树）
襄汾县人民政府
2011
我的猜测是，司马迁在此地研究了残缺的史料，并参观了大量赵孤遗址，在确信赵孤故事真实性之后，才在《史记》中留下如此重磅的记载。正是因为史料的不全，才使得一向以严谨著称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晋世家”和“赵世家”的记载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之处，留给后人去纠正。而且，司马迁死后四十年，刘向奉命整理内阁秘书，写了《新政》一书，其中也收录了类似的赵孤故事，这也证明司马迁所记载的并非空穴来风。
赵孤儿名扬中外，关于赵孤故事发生地的争议也越来越多。全国许多地方突然冒出赵氏故里的名字，程婴墓、韩爵墓、公孙杵臼墓等，尤其是曾经是赵国领土的地方，更是衍生出无数藏匿孤儿的地方。除了山西禹县苍山外，河北省河北省河北省石家庄、井陉县古台村、邯郸市城南堡、河南省温县三家庄、陕西省韩城市保安村等地都有藏匿孤儿的传说。不过，位于晋国核心地带的曲沃、襄汾、宜城、闻喜等地关于孤儿藏匿地点的传说更多。
据《史记》记载，夏公惨案之后，程婴与赵孤逃亡十五年，既然是逃亡，那么在这十五年间，他们肯定去过很多地方，不可能一直躲藏在一个地方，这很不合理。而晋国古都顾江（今东晋赵康城址，又名赵康故城）和赵盾故里东汾阳村，恰恰就是上述所谓躲藏地点的中心。也就是说，上述这些地方，都是赵孤故事传播的最佳范围，也是程婴带着赵孤逃亡、流浪的合理区域。
大量有关赵孤的民间传说，以及数不胜数的相关遗址和遗迹，说明赵孤的故事并非空穴来风，也并非司马迁单方面的杜撰。事实上，任何民间传说都有其合理的事实作为基础，而正史则常常会因为某些特殊的历史原因而存在不准确之处，甚至完全是伪造的。然而，民间传说与野史在放大或缩小历史真相的烟幕之下，都有其合理的内核存在。
最推崇“赵氏孤儿”的朝代是宋朝，因为宋朝的皇帝姓赵，宋朝是赵氏家族统治的。因此，宋仁宗年间进士吴处厚在所著《清香杂记·卷九》中说：
神宗年间，皇帝屡屡无嗣，曾进宫上书，请求为程婴、公孙杵臼立庙。皇帝下令河东道寻觅二人，寻获后安置在江州太平县。皇帝封程婴为程信侯，公孙杵臼为忠知侯，下令在江州立庙，年年祭祀。
这里所谓的江州太平县，就是指现在的赵康镇所属的襄汾县，襄汾县是建国后由原太平县与襄陵县合并成立的。
从北宋神宗至南宋开熙年间，宋廷曾多次为程婴、公孙杵臼、韩爵等建庙封爵，后来程婴改封为强济公，公孙杵臼改封为英略公，韩爵改封为齐由公。
宋朝廷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宣扬赵孤和“三公”的英雄事迹，就是为了鼓励臣民为保大宋王朝而牺牲自己。这种赵孤和“三公”的丰碑式传记，确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宰相陆秀夫为了救“赵孤”，背起小皇帝，毅然跳海；文天祥也吟道：“夜读程婴救赵，每每愁得手湿！”最后，他以“自古人皆有一死，唯我独尊，留芳华于史”的豪迈话语英勇牺牲。
离开家乡的日子里，我总是心绪不宁。我想，《赵氏孤儿》之所以能上演千百年来，就是因为它展现了中国人对忠义文化的敬畏与向往，程婴、韩厥、公孙杵臼等人的人格魅力，以及赵家世代忠义之人，一直激励和鼓舞着后人。
不管赵孤是山西人还是河北人，重要的不是去争这种无谓的名气；赵孤的故事是真是假，关键并不在于故事本身。
想到这儿，我的脑海里闪过几千年的历史，突然想到一个有趣的趣闻。
前几天，我和赵康镇党委书记汪士宏先生聊起东汾阳村忠义文化广场时，他说：“当初设计修建这个广场的时候，东汾阳赵家的几位后人都坚持要把广场修成赵家文化广场，要把赵家先辈的丰功伟绩广为宣传。最后在我们的劝说下，他们才同意修成现在的样子。”
我听后，哈哈大笑。
这些赵家的后代或许还不明白，赵家的根本，是祖先的仁德，是程婴、韩厥、公孙杵臼三位大臣的惊天动地的正气。
更确切地说，三位侯爷舍生忘死的英雄事迹，正是后世赵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和繁荣的基础。
2700年后的今天，赵宣子后裔、人称“烧饼哥”的赵水林，在充满豪情壮志和悲壮色彩的燕赵大地上，用鲜活的血肉完美诠释了忠义文化的丰富内涵，太惊天动地，太悲壮、太感人了。只因一个素未谋面的落水小孩，他冒着生命危险，跳进滔滔江水。孩子被救起，他却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忠义”这句崇高的话语。赵水林的遗体被河北省安新县九集村村民含着眼泪送回了距离东汾阳村2里外的北赵村。在赵玄子的这个忠义文化极其深厚的家乡，他的小墓周围，环绕着他的先祖赵盾以及程婴、韩爵、公孙杵臼等人的墓葬。
几千年的距离，是难以逾越的文化鸿沟和屏障，但却无法隔断家乡悠久的正气。
赵水林是我初中恩师杨祥生先生的曾孙，也是我小学同学杨志荣的外甥，看到这些英雄英灵如此亲近，我不禁潸然泪下，感慨万千。
在泪水颤抖中，我仿佛看到春秋时期赵国的宰相，一袭长袍短袄，与一位英俊时尚的现代青年，慢慢重叠在一起，然后在朦胧之中，幻化成两个令人震惊的人物：
忠诚。
——选自《赵玄子故里祭祀》第5-7节，原文7段，原载于李林志撰写的《中华祖先》，西苑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
关于作者
历史学家李林之出版过《中华祖先》、《家国往事》、《祖先·祖宗》等十余部著作。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先秦时代：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300年的中国陆相图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的中国陆相图景》三部著作和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夏殷商末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时代》构成了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1046年完整的古代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部用考古和文学手段揭示黄帝至周初历史发展脉络的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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