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阳建平县博物馆正在展出镇馆之宝——一条奢华的辽代琥珀项链。这件文物是我省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琥珀项链，十分罕见。考古人员通过文物比对，推测这件文物的主人是辽代皇室的一位公主，居住在附近的徽州古城。巧合的是，宋代大文豪苏辙出使辽国时曾在徽州停留，并留下诗文，成为研究徽州的宝贵资料。
建平县朱鲁克镇辽墓出土的琥珀项链是建平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由125颗珍宝制成的琥珀项链
一周前，记者在建平县博物馆考古队领队李波的带领下，来到建平县朱鲁克镇碾子沟。山脚下，李波指着一个边长6.8米的方形大坑告诉记者，这就是出土大琥珀项链的辽墓。
时间回到2004年11月底。一天，群众提供线索：朱鲁克镇碾子沟一古墓因雨水塌陷。建平县博物馆立即派出考古队员赶赴现场。考古队队长李波发现，这是一座圆形石墓，内有木棺，墓内满是泥水。经抢救性发掘，共出土铜镜、瓷器等文物30余件，但未发现墓志铭。墓主人为女性，胸前发现散落的琥珀珠。
考古人员在泥浆和水中一点一点搜寻，最终收集到125个项链组件：109颗琥珀珠，2颗白水晶珠，12个大琥珀雕件，1个大白水晶，1个管状绿玉。
随后，考古人员通过缝合的方式，将琥珀项链复原。如今，建平县博物馆辽代博物馆第一展柜里，陈列着这条华丽精致的大琥珀项链，让观众惊叹不已。
细看，琥珀项链中央装饰着一大块白水晶，晶莹剔透，经过雕刻打磨，形成花瓣图案；右侧一大块琥珀上精心雕刻着一个带葫芦叶的小葫芦；其余大块琥珀上则雕刻着菊花、莲花、荷叶、海棠花等吉祥图案。最大的一粒荷叶形琥珀吊坠宽9厘米。另有4块琥珀因位置不定，暂时摆放在两侧。
“从这串琥珀项链的材质考究、雕工精湛，可以推断墓主人身份尊贵。”李波告诉记者，这种琥珀在辽代墓葬中，贵族身份的墓主人随葬品中，尚属首次。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陈国公主与其丈夫的合葬墓中，就出土了这种琥珀项链，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琥珀数量最多、形式最丰富的契丹贵族墓葬。
“建平县这座辽墓中虽然没有发现墓志铭，但通过文物比对，我们判断建平县朱鲁克镇辽墓的墓主人也是一位公主。”李波说。
新民巴土营子辽墓出土琥珀饰品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出。
墓主人现居徽州古城。
琥珀的颜色主要与成分、形成年代、温度等因素有关。琥珀受热或年代久远时，颜色会加深。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琥珀项链颜色较深，接近红褐色，而建平县出土的琥珀项链则呈金黄色。因此，考古学家推测建平琥珀形成年代更晚。
值得注意的是，距离琥珀项链出土地点35公里处，是辽代徽州古城。根据民间传说，这里原本是一座公主城。那么公主城里的公主和这座墓主人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呢？
记者来到距建平县城80公里的辽代徽州古城遗址。站在古城残存的西北角台上，李波指着远处的土台告诉记者，古城遗址呈长方形，东西长600多米，南北宽约400米。城墙高2至4米，四角建有角台。东北角台已被水冲毁，高6米的西北角台保存完好。城墙外8米处有护城河，城内已出土一口水井。
据史料记载，徽州城始建于辽代，由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诸部后建立，属中景大定府（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管辖。根据史料记载和出土文物推测，当时城内居民多从事手工业，城外居民多从事农业生产。如今，古城原址大部分已被改造成农田。李波告诉记者，农田里还常见到一些铺满布纹的弧形瓦片，这是辽代的瓦片。在遗址中还经常见到一些瓷碗残片，这些也是辽代的器物。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徽州古城内发现了丰富的遗迹，除了砖瓦残片、陶瓷残片外，还发现了绿釉方砖这种大型、规格比较高的建筑构件，还出土了金、银、铁器、精美瓷器以及象棋、围棋等文物。这些充满生活情趣的象棋、围棋等文物，使人不禁联想到当时徽州城居民安定、闲适的生活。这些文物为研究辽代徽州的建立、发展和灭亡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这里已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学家判断，这位戴着华丽琥珀项链的公主，就生活在徽州古城。目前，史料中尚未发现相关记载，她的神秘故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辽代徽州古城遗址距建平县城80公里，民间传说这里就是“公主城”。图为考古人员向记者介绍古城衙台遗址。
琥珀原料沿草原丝绸之路东运
琥珀项链在辽代墓葬中很常见，尤其是在贵族墓葬中。它是在项链上加上几颗珠子，连成一束，中间用大的隔珠隔开。它体型较大，从颈部垂挂到胸前，显得更加富丽堂皇。契丹人作为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自古就有精心装饰的传统，这种独特的审美观让他们更加喜爱奢华的颈饰。因此，项链从印度传入后，很快从最初的佛像装饰，变成了契丹贵族中流行的项链，出席重大活动时经常佩戴，男女皆宜。
琥珀与珊瑚、珍珠并称为三大有机宝石。辽宁省博物馆研究员韩雪告诉记者，琥珀硬度较低、质地轻盈、色泽温润、具有宝石般的光泽。北欧波罗的海沿岸是世界琥珀的主要产地，缅甸、罗马尼亚、西西里岛等地也产有琥珀。我国琥珀的主要产地有辽宁抚顺、河南、云南、福建、西藏等地。
琥珀制品在唐代已十分流行。史料记载，唐宋时期的琥珀多来自波斯和西域，得益于丝绸之路的畅通和繁荣。辽代使用琥珀饰品的数量之多，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讲，都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
“辽代琥珀饰物、结晶体，有一部分可能产自当地，但绝大部分来自波罗的海沿岸。”韩学认为，史料中多有琥珀作为西域贡品进贡的记载。如《契丹国史》记载：“高昌、龟兹、于阗、大食、小食、甘州、沙州、凉州，以上各国，每三年遣使四百人左右，往契丹进贡玉石、珍珠、犀牛、乳香、琥珀、玛瑙器物。”这句话证明了波罗的海地区产的琥珀通过草原丝绸之路来到辽代。
我省近年来发掘的辽代墓葬，特别是贵族墓葬，出土了大量的琥珀制品，如新民巴土营子辽墓、易县清河门辽墓、法库叶茂台辽墓等。可以发现，辽代琥珀题材丰富，很多都是取材于生活。多根据原料的形态进行雕刻，一般采用浮雕、圆雕、镂空雕等技法。工艺精细，大量采用阴刻细纹，造型主要有动物、植物、花叶纹、人物等。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级考古师、研究员冯永乾曾参与过新民巴土营子、法库叶茂台辽墓考古发掘。他告诉记者，建平县博物馆珍藏的琥珀项链中最大的一块琥珀，与新民巴土营子辽墓出土的琥珀饰物形状相似，但颜色较浅。
此外，法库辽代叶茂台墓还出土了两只琥珀熊。“从大小来看，这两只熊应该是佩戴在身上的饰物。”冯永乾认为，辽代贵族崇尚饰物，以体现身份地位。从出土的辽代琥珀制品可以发现，当时的琥珀加工技术已经相当成熟，造型古朴奔放。
这些琥珀上的纹饰不仅体现了契丹民族鲜明的文化特征，也吸收了许多中原传统文化元素。从这件建平琥珀项链上雕刻的小葫芦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由于“葫芦”与“福”同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葫芦蕴含着平安富贵、健康长寿、子孙满堂等吉祥寓意。
透过这些精美绝伦的琥珀饰物，我们可以看出辽代人在高度创新精神和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的影响下，创造出了以琥珀项链为代表的独特饰物，博采众家之长，继承和发扬了前代北方草原民族的优秀文化，同时吸收和融合了中原文化和西方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魅力。
苏辙曾路过徽州，留下一首诗
记者查阅史料发现，关于徽州的记载虽然不多，但却与大文学家苏轼及其弟弟苏辙有关。
1005年，北宋与辽朝签订了《澶渊之盟》。此后的一百多年里，两国之间基本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两国处于和平时期，外交往来频繁，经贸、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由于徽州市距中京大定府只有六七十公里，宋朝使者经常来此。
北宋天禧四年（1020年），北宋名臣、史学家宋寿出使辽国，在其奏疏中写下《夷俗》，其中写道：“中京东北……过徽州，有城墙两重，一重最低，一重最小。外城无人居住，内城有瓦房、粮仓，多穿汉服。”这记载了当时徽州城的风俗习惯。
北宋元祐四年（1089年），翰林学士苏辙被派为使者出使辽国，祝贺辽国的生日，在徽州逗留，写了一首《徽州》诗，收录于《出使契丹诗二十八首》。诗中描写了徽州的辽阔风光：“孤城千户闭关，辽阔平原四邻断绝。汉使尘来徒然望，战场大雪纷飞，春意盎然。”
此次出使契丹，苏辙不忘为弟弟苏轼赋诗。在《出使契丹诗二十八首·神水阁赠子瞻兄诗四首》中，他向弟弟介绍沿途所见：“京师有谁聚？遇胡人问大苏，莫让蛮人议论文，恐碍言。”意思是辽都许多人听说宋使苏辙是苏轼弟弟，都向他询问弟弟“大苏”的事。可见契丹人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很多人都知道苏轼的名字和他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