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国宝之美超越古今，瑰丽瑰丽。每一件珍稀文物背后，都凝聚着古人的聪明才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见证。2023年1月11日起，中新社《东西问》推出“博物馆珍宝”系列（一），以专家视角，探寻文物的意义和背后的故事。”
南昌1月12日电（中新社）标题：商代铜卧鸟双尾虎告诉我们怎样的青铜文明？
——访江西省考古学会会长、江西省博物馆二级研究员徐长清
中新社记者 刘占昆 李云涵
江西省新干县大阳洲出土的商代蹲鸟双尾铜虎，是现存最大的先秦时期铜虎，体型巨大，造型奇特，工艺精湛，形象逼真，完美地表达了虎的神性和人们对虎的崇拜，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是江西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国家一级文物。
这尊兼具勇猛与柔情的“铜虎”，是如何成为“馆中之宝”的？它诉说着怎样的青铜文明？参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墓葬考古发掘的江西省考古学会会长、江西省博物馆二级研究员徐长清，近日接受了中新社《东西方问题》栏目专访。
以下是采访记录摘要：
中新社：商代铜卧鸟双尾虎为何成为江西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体现了怎样的历史文明？
徐长清：1989年9月，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镇程家村出土了1374件商代文物，其中青铜器475件，引起了轰动。在被黄沙覆盖的发掘现场，沉重的青铜器排列整齐，陶瓷器堆放，青铜大刀、匕首、长矛等武器全部断成三截，层层堆叠，出土时涂有朱砂。在中心核心区，集中了精美的玉饰、精致的青铜器、小巧的玉珠等。种种迹象表明，3000多年前，这里曾举行过隆重的葬礼。一次性出土如此大量的青铜器，仅在南方发现，全国罕见。因此，该墓被专家誉为“南方青铜王国”。
▲2019年，游客参观大洋洲商代青铜器发掘地陈列馆。李福孙 摄
兴安大阳州商墓出土的商代铜虎卧鸟双尾，为单只卧虎，重6.2公斤，是秦以前现存最大的铜虎。从造型上看，它张口，獠牙外露，双目鼓起，四足卧卧，仿佛即将奔跑。仰卧的鸟，喙尖，眼圆，安逸祥和，虎鸟相安无事，极具特色。总的说来，这件“镇馆之宝”体量大，造型奇特，形象逼真，既有卧鸟的勇猛霸气，又有卧鸟的柔情，又显神秘的面容和威严的神性；姿态栩栩如生，动静适宜，蕴含着古朴细腻的工艺。 它是现实与想象的创造，是科技与艺术的融合，是物质与精神的纽带，是文明与历史的见证，特别是把虎的神性和人们对虎的崇敬表现到了极致，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
▲江西省博物馆藏商代铜卧鸟双尾虎全身花纹丰富，面部、腹部饰有翻滚云纹，背部饰有云雷纹，鼻部、脊骨、尾部及四足下部饰有变形鳞纹，四足上部饰有醒目的雷纹。 徐长青供图
中新社：江西新干大阳州商代墓葬出土的青铜器有何特点？具有怎样的独特地位？
徐长青：新干大阳州商墓是我国迄今发掘的商代贵族墓葬中，出土青铜器最多的一座墓葬。20世纪，我国出土青铜器最集中的遗址有三个。第一个是河南安阳殷猇妇好墓，墓主人是商王武丁之妻妇好。1976年，在一座面积不足30平方米的墓葬中，出土青铜器468件，这是商末都城内唯一一座没有被盗过的帝王级墓葬。第二个是四川三星堆遗址，1986年发掘了两个祭祀坑，2号祭祀坑出土了700余件青铜器，当然它不属于墓葬。 第三处是新干大洋州商墓，发掘于1989年，出土青铜器475件。
大洋洲商代墓葬中的青铜器品相较高，商代青铜斧是王权和军事统帅的象征，只有高级贵族才能拥有和使用，商代仅发现数十件。大洋洲商代墓葬中出土青铜斧六件，数量最多，其中一件重达11.4公斤，中国称之为“冶王”。据史料记载，周武王伐纣时，周公手持大斧，毕公手持小斧，分立于周武王两侧。周武王用黑色的斧头砍下纣王的头颅，挂在一面小白旗上。能使用“冶王”，墓主人的身份可想而知。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四足站立的鹿镞（yǎn），高105厘米，重78.5公斤。 砚有双耳，立鹿。整个器物一气浇铸，纹饰精美，体现了青铜铸造技术的杰出成就，被誉为中国“冶王”。该墓出土各类青铜鼎30余件，有的重达数十公斤。这些沉重的青铜器皿构成了大洋洲商代墓葬祭祀活动的核心，是显赫地位的象征。
▲大洋洲商代墓葬出土的四足立鹿鼎。摄影：黄正胜
大洋洲商墓中的青铜器既具有中原商文化的风格，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商代卧鸟双尾铜虎是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物之一。此外，古代乐器作为“治国、定国、令民”的礼器，也受到同等重视。音乐在祭祀、丧葬、征伐、宴饮等重大场合使用。墓葬出土的铜钟，纹饰精美，体型巨大，音色浑厚洪亮，被誉为“钟中之王”，是赣西湘东地区最典型的单体打击乐器。铜面具，俗称“两面神”，嘴大、眼大、耳大，透露着神秘诡异的气息，是巫师们祭祀活动时用来连接天地的礼器，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大洋洲商代墓葬出土的双面铜神头像。摄影：韩一兵
中新社记者：新干扬州商代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为何有可能是胡方部落的？胡方部落是什么民族？
徐长青：据统计，在兴安大阳州商代墓葬中，不仅有巨大的单只虎像，而且在鼎耳、鼎足、礼器、青铜兵器柄、杖头、玉饰等最具特征的器物上，也有56只虎像。有的写实，具体生动；有的写意，刻画生动，可谓虎威十足！以大量卧虎为装饰的青铜鼎，为江西独有，虎像之丰富，全国罕见，可见当地独特的虎崇拜风气。据史料记载，上古有虎方，是最早崇拜老虎的氏族，形成于黄帝时期，商代发展为虎方，见于甲骨文。商代末期，南迁江汉。“殷之南有虎方国，彭里以西，洞庭以东，三苗之后，虎方兴起。” 因此商代晚期可能已经到了洞庭湖—鄱阳湖一带。青铜器上大量使用虎形纹饰，说明此地与文献记载的虎坊地理位置相符。南方青铜国可能为虎坊国或虎国，墓主可能是虎坊最高首领或虎王。
▲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出土的商代双耳铜鼎及平足卧虎纹。徐长青供图
大洋洲商代墓葬是“南方青铜王国”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成就最直接的体现，其核心区域在江西清江盆地的樟树、新干两地。樟树吴城遗址和新干牛城遗址不仅拥有我国南方规模最大的城址，而且出土了规模大、档次高的青铜鼎，以及大量铸造青铜器的石模、陶模。大型城址、墓葬和高档次青铜器的组合，共同构成了青铜王国的核心内容。
▲江西樟树吴城遗址城墙。 照片来源：徐长青
中新社：南朝青铜国是地方文明还是中原文明？它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
徐长清：多年的研究表明，赣北地区是中原王朝统治南方的重要据点，是中原王朝和南方青铜王国的铜资源来源地，也是中原与古代江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中转站和桥头堡，是打开江西青铜文明宝库的“金钥匙”。
在南方青铜王国商代遗存中，不少商代早期的陶鼎、陶觚（jiǎ）、折肩罐、圈足盘等器物都有中原商文化的元素，说明青铜王国的起源可能与中原商文化有关。一些印纹硬陶高颈罐明显带有江西鹰潭焦山商代窑址万年文化的陶器特征，是南方越人的常见器物。可见瑞昌铜陵铜矿开采之初，应该有中原商人和当地越人参与其中。究竟是谁控制了这里呢？可能还是北方的中原人，因为他们带来了先进的铜冶炼和铸造技术。 大洋洲商墓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如鼎、架、瓮、彘（罾）、鼎、豆、斧等，在形制、纹饰等方面都具有中原商文化的风格，说明在青铜王国的核心区江西赣中腹地，商文化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同样，对大洋洲青铜礼器铸造技术的研究也发现，其使用和继承了中原地区流行的泥模技术，这是商文化核心技术传播的结果。到了周代，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式鼎等楚文化元素和硬陶、釉陶罐等越文化元素在铜矿遗址中同时出现，可以看到楚人、越人控制铜矿的现象。
▲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出土的商代云纹铜斧。徐长青供图
南方青铜王国是青铜时代中国南方地区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区域性地方政权核心。源于江西地区深厚的新石器文明积淀，依托得天独厚的铜矿资源优势，在中原夏商青铜文明的强烈影响下，青铜生产技术高度发达，青铜文明成果领先于南方其他地区，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共同进步，进入早期国家文明殿堂。是中国史前文明自新石器晚期以来走向国家文明阶段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直接体现。其文明顶峰出现在商代中期，一直延续到商代晚期，可能延续四五百年，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大融合以及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大一统大家庭的过程。（完）
受访者简介：
▲江西省考古学会会长、江西省博物馆二级研究员徐长清。 刘占坤 摄
徐长清，毕业于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现为江西省博物馆二级研究员，曾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江西省博物馆党委书记。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文物局重点文物保护项目专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百越历史研究会副会长、江西省考古学会会长。长期从事田野考古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曾参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墓葬、吴城商代遗址发掘，主持过南昌西汉海昏侯国遗址、静安梨洲坳东周墓葬等重大项目的发掘、保护和研究。 相关项目多次荣获国家文物局“六大考古发现奖”、“十大考古新发现”奖、考古资产保护金奖、“江西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亲自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3项，主持撰写报告、图录10余部，发表考古报告、学术论文12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