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生态工程学校唐代墓葬壁画浅析
摘自《文化产业》2020年第06期，徐璐（太原博物馆，山西太原）
【摘要】太原生态工程学校唐墓壁画总面积50余平方米，主要分布在东、南、西、北四面墙壁上，内容为侍卫、侍女、男仆、树下老人等图样。目前已移存于太原博物馆，并进行了完整修复，为形成太原唐墓壁画的系统理论成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此，本文以太原生态工程学校唐墓壁画为例，进一步探讨山西太原唐墓壁画的特点，并从壁画的绘画内容、构图方法、艺术特点等方面对其进行了详细介绍。
“待死如生”一直是中国古人崇尚的丧葬信仰，认为人死后仍过着与阴间活人相似的生活，因此陵墓内的建筑、装饰、随葬品等都仿照墓主人生前的面貌。墓葬壁画是表现方式之一，壁画内容多反映死者生前的活动，或社会风俗、宗教信仰、思想观念等。近几十年来，山西太原又发现了一批唐代壁画墓，即金胜村四号墓、五号墓、六号墓、金胜村焦化厂墓、三三七号墓、东儒村万岁登封元年（696年）赵成墓、文慎之墓等。 这些壁画墓的规格虽不如关中荆棘地区的壁画墓，但与隋唐时期流行的屏风式壁画是一致的。
一、墓室简介
太原生态工程学校唐代壁画墓位于太原生态工程学校校区旧津祠路三段599号，学校新建的学生宿舍内发现墓葬十余座，其中M1、M2为唐代壁画墓，壁画总面积约50平方米。2014年5月，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根据出土墓志铭可知，这两座墓葬为中唐时期。由于M2墓保存较差，壁画损毁严重，本文主要介绍M1墓[1]。
2.壁画内容
共计12幅壁画，位于东壁、南壁、西壁、北壁。
四壁绘有仿木结构建筑的门楣和人字拱。北壁绘有四幅树下老人图；东壁北侧绘有两幅树下老人图，南侧绘有
西壁北侧有2幅树下老人图，南侧有1幅男仆图；
南壁甬道上绘有两幅守卫图，分别位于墓门两侧。
1. 警卫
南壁为守卫图，位于墓门两侧，为唐代墓葬壁画的固定格式之一。守卫身着黄色圆领袍，黑色幞头，腰束黑带，着红色长靴，弯腰持剑（见图1）。这种门卫图在唐代墓葬壁画中十分常见，如关中经济地区的一些高级王室成员或达官贵人也有持戟图，如陕西咸阳市三原县李寿墓。此外，初唐守卫形象多为身着节裤，双手握礼剑。盛唐以后，则改为头戴幞头，身着窄袖圆领袍，腰间佩横剑或佩弓、盾牌[2]。
2. 服务员
东西壁南侧为侍女，西壁南侧为三名侍女图像。北侧侍女眉眼清秀，体态婀娜，左手执拂尘，右手执团扇，微微向右倾身，面带微笑，似乎在与人交谈。上身着短上衣，下着长裙，外披半袖。半袖是唐代妇女的典型服饰之一，这种上衣的袖长为长袖的一半，袖长在肘部以上，多为对襟。中间侍女身着胡服男装，手捧黑色的包臀盖盒。唐代历来以民风开放著称，妇女着男装也是常见现象。 如唐永泰公主壁画墓中，就有侍女扮男装的图像。
室内东壁壁画中的六个侍女中有四个身着男装，穿男靴、圆领黑袍、束腰带，神色英姿飒爽。[3]南侧侍女身材略矮，头上梳着两个发髻，手捧一捆东西，仪态端正地站在一旁（见图二）。东壁南侧有三名男侍女。北侧男侍女一头卷发不扎发髻，穿土黄色小襟胡服，穿黑色靴子，右手托着小痰盂，左手自然垂于腰间，手捧飘巾；中间男子穿圆领长袍、赭红色靴子，一头卷发不扎发髻，高鼻圆眼，厚唇大耳，腰间系着淡黄色捆东西髻，捆东西髻上挂着赭红色三角巾，双手握着“Y”字形棍棒； 南侧为一名头顶有发髻的男孩，右臂向上弯曲，左臂下垂，正试图喂养一只黑白相间的小狗（见图3）。
3. 对壁画内容的一些思考
1. 关于随行人员图片
可以注意到图3中间位置，一名男侍从手持“Y”字形棍。此种人物形象在山西太原其他唐代墓葬壁画中出现较多，多为女侍从。1953年10月，太原东儒村发现一座古墓，出土一块石刻“大周昭君墓碑”，年代为“万岁登封元年”，判断为武则天时期墓葬。在有梁柱的壁画中，一名侍女双手握着“Y”字形棍[4]。1959年3月，太原市南30里处的金胜村发现一座砖石墓，墓内壁画保存完好，人物形象分别绘于东、西、南、北四面墙壁上。 西壁侍女梳高髻，着青色上衣，白裙上饰红点，脚穿黑色鞋，面颊和额头上点红点，双手捧着丁字形物件，面向东壁侍女[5]。太原金胜村唐代壁画墓4号、太原南郊唐代壁画墓、太原金胜村唐代壁画墓337号等墓中均发现侍女手持“Y”字形或“丁”字形物件。研究者对“丁”字形物件的用途众说纷纭，可能是某种信仰习俗，也可能与唐代繁华的文化背景有关。张维申在《唐墓壁画侍女手持“丁”字形物件用途浅析》一文中作了全面论述。当时，唐代上层统治者喜爱欣赏书画。 竖卷书画的展示方式有三种：一是让人用“丁”字杆或乌叉将书画直接悬挂起来展示；二是用“丁”字杆或乌叉将书画悬挂在架子上展示；三是用侍女用“丁”字杆或乌叉将书画悬挂在厅堂的梁柱上展示[6]。墓葬中发现的“丁”字杆可能与唐代上层统治者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后来，这种赏画工具逐渐演变为绘画材料，并出现在墓葬壁画上。
（二）树下的老人
1.太原其他唐墓壁画介绍：树下老人
树下老人图分布在墓葬北侧近棺床处和东、西墙壁北侧，约占壁画总数的三分之二。该类题材在山西太原唐墓壁画中经常出现，且有固定形式。根据发掘资料，现就树下老人图的布局、数量及特点作如下简介：1953年10月在太原东儒村发现的唐墓，共绘有8幅树下老人图，因发掘材料不全，不能详细介绍。1958年4月发现的太原市金胜村4号、5号唐墓，共绘有8幅树下老人图，其中北壁4幅，西壁2幅，东壁2幅。 从墓葬形制、出土随葬品及墓葬壁画风格等判断，属于早唐墓葬，与太原生态工程学校唐墓壁画树下老人图的布局相似。两座墓葬中树下老人多身穿长衣，头戴冠冕，站在树下，脚穿如意鞋，树的种类有垂柳、松树、柏树等。以4号墓为例，从西壁中央开始，老人的动作和姿势如下：（1）右手捧花，仿佛在嗅花；（2）右手指向上，面向树南；（3）右手捂脸，仿佛在哭泣，面向树东；（4）右手捧杯，左手指向上，面向树东； （5）右手握斧头，扛着一捆柴火；（6）右手捂脸，面朝西边的树，像在哭泣；（7）右手握着一个斧头状的物体，斜扛在右肩上；（8）站在树下，像在思考。[7]
1987年7月，太原市金胜村西南焦化厂区内发现一座唐代墓葬，年代为唐高宗武周时期。墓内有八幅树下老人图，东、西壁各三幅，北壁两幅。老人的姿势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以手指指点某处；二是面向某物，悲痛落泪；三是伸出两指，沉思。[8]
太原金胜村337号唐代壁画墓发现于1988年6月，时代为唐高宗时期。墓内共绘有树下老人图4幅，东西壁各一幅，北壁两幅。东壁北侧画着老人头戴王冠，脚穿高跟鞋，面前有一条蛇叼着明珠，仰头向上献给老人。北壁东侧画着两位老人，右边的老人用两根手指着天空，左边的老人则掩面哭泣。北壁西侧也画着两位老人，左边的老人用两根手指向上，右边的老人则双手捧着东西。 在西墙的北侧，老人左手放在胸前，右手拿着一小枝树叶放在脸前。[9]
2001年6月，太原市晋源镇果树场发现唐代文审知墓。根据墓志铭，该墓始建于开元十八年（730年）。墓中现存树下老人图6幅。北壁西侧有一幅树下老人图，画中老人左手向上伸，右手置于胸前。西壁有4幅树下老人图，画中老人或双手置于胸前，或肩扛斧头向前行走，或俯身前行，似在动。南壁西侧有一幅树下老人图，画中老人双手捧杯，仰天长叹，神情专注，似在思考什么。[10]
2.太原市生态工程学校唐墓壁画-树下老人
太原生态工程学校唐代壁画墓共绘有8幅树下老人图，每幅画中有两位表情各异的老人。从西壁中央开始，第一幅画中，右边的老人身穿广袖左襟长袍，腰束带，头偏向南方，一手举于胸前，另一手藏于广袖中；左边的老人身形微前倾，面色安详，似在鞠躬行礼。第二幅画中，右边的老人头戴莲花冠，脚穿高帮鞋，双手捧壶，恭敬有加；左边的老人仰视前方，左臂弯曲，手指向上（这两幅画分别见图2的北侧）。 第三幅画中，两位老人均跪在一棵柏树下，左边的老人双手捧着一把扇子状的物品，与右边的老人说话的方式相似。第四幅画中，右边的老人双膝跪地，左边的老人也身穿宽袖长袍，双手捧着一顶莲花冠于胸前，仿佛在为左边的人授冠。第五幅画中画的是一棵垂柳，右边的老人站在树下，双臂弯曲，仿佛在讲话。左边的老人跪在一张类似狐皮的毡垫上，双手交叉于胸前，仿佛在思考着什么。第六幅画中，两位老人之间有一块长满青草的怪石，右边的老人一手抚着胡须，一手向下指着，左边的老人腰后背着东西，仿佛在鞠躬行礼（此四幅画见图四）。 第七幅画右侧老者头戴帛头，身着衫裤，与头戴冠冕、身着长袍的老者明显不同。左侧老者俯身伸出手，面前有一条蛇，蛇昂首而起，口含一颗珍珠，向老者献上。动作与金胜村337号东墙北侧老者的动作相似。第八幅画垂柳下两位老者，均身穿宽袖交襟长袍，右侧老者明眸皓齿，蓄须，双手合十于胸前，左侧老者佩带长剑，双手弓行（此两幅画见图三北侧）。
此类题材除陕西西安和山西太原外，在宁夏、新疆也有发现。宁夏固原梁元珍墓西、北壁绘有五福临门共十幅树下老人图，盛世至中唐时期的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38号墓室中，有一幅六福临门的树下老人图。西安发现的树下老人图大多为盛世至中晚唐时期，晚于太原的树下老人屏风画。因此，结合现有的考古发现，可以粗略推断树下老人屏风画是从山西太原流传到其他地区的。
3. 关于树下的老人
关于树下老人屏风画的寓意，罗峰认为，“宁夏固原梁元珍墓树下老人的服饰与太原金胜村唐墓壁画中的老人服饰，特别是莲冠、方冠，十分相似，似乎取材于同一原作，可能表现魏晋士族的形象。竹林七贤与容七七的故事，可能是构图的主要内容。”[11]赵超对树下老人屏风画的研究更为全面和深入，他以太原发现的树下老人画为研究对象，辨认了老人的身份。[12]马晓玲提出树下老人屏风画受到魏晋南北朝丧葬艺术的影响。 自北朝时期出现以来，从唐代的并州、长安、原州等地流传至西周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葬。[13]树下老人图的构图艺术发生了变化，其内涵也由北朝时期的奔放之气转变为唐代对现实生活的追求。
根据现有考古资料，《竹林七贤与容启期》大型砖印壁画可能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树下老人》屏风画的原版。江苏境内已发现四幅《竹林七贤与容启期》大型砖印壁画，其中丹阳三座墓葬已查明为南齐帝王陵墓，墓葬中的《七贤》壁画已严重损毁[14]。
南京西善桥东晋南朝墓葬中另一幅保存完好的人物画，南壁上从外到内依次为嵇康、阮籍、山涛、王容四位人物，北壁上从外到内依次为向秀、刘伶、阮咸、荣齐齐。[15]各个人物之间以树木相隔，使之看起来像一幅整体，但又相互独立。人物线条流畅，表情动作独特，与史籍记载的七贤、荣齐齐的形象相一致。此外，山东临朐海府山北齐崔芬墓和济南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也有类似题材。杨宏先生提出，山东两座壁画墓中树下的人物都是衣着宽大，姿态随意。 其构图、人物特征明显模仿南朝竹林七贤图和荣启期砖画，表明北朝山东地区受到了南朝壁画艺术中“竹林七贤”题材的影响。[16]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分裂时期，上层政权更迭频繁，形势动荡，但也是一个思想极其活跃的时代。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神秘淡泊风格和道逍遥派的“玄学”风格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他们的处世之道和精神追求被文人乃至上层贵族所效仿。到了南朝东晋，七贤成为画家们一再模仿的对象，悬挂七贤画像成为一种风尚。古人“视死如生”的思想也使得现实生活中的七贤画像出现在墓葬中。
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唐墓老者图在神态、动作、服饰等方面都更加贴近现实，更加真实地还原了文人雅士的原貌。不难发现，无论是南北朝时期的“竹林七贤”砖印壁画，还是唐代墓葬中的树下老者，其构图方式都特别相似，说明这些画家可能有长期的模板，或者壁画是一脉相承的。但由于画家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他们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会随之改变，使得树下老者屏风画也带有时代的烙印。另一方面，屏风画自汉代开始盛行，画作题材多为圣贤、孝子、忠臣、女性等带有儒家理论性质的人物。 这些品德高尚的圣人，具有一定的榜样作用，唐代统治者也愿意广泛宣传这些题材，作为“修人伦，助教化”的工具。
四、结论
太原生态工程学校唐代壁画墓与山西太原其他地方发现的唐代壁画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墓室南壁拱门两侧均绘有手持宝剑或权杖的卫兵，墓道内礼仪画较少，可能与规格较低有关。二是墓室四壁均绘有树下老人、侍女、门卫等人物，并在影制木构框架内合理排列。三是墓室靠近棺床处墙壁多绘有八幅、六幅或四幅屏风画，内容为树下老人。树下老人多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圣贤、贵人有关。 太原生态工程学校唐代壁画的发现，为形成太原唐代壁画系统的理论成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有助于进一步发掘唐代壁画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